儿童研究与教育专题民国时期儿童学研究
作者简介
高振宇(—)，男，浙江诸暨人，杭州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儿童哲学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学前教育研究会基本理论专委会副主任，主要从事儿童哲学、课程与教学论研究。引用本文
高振宇.民国时期儿童学研究者的理论成就及实践贡献[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5）.摘要
民国时期儿童心理学、儿童教育学与儿童医学等领域诞生了中国最早的一批儿童学研究者，他们是我国儿童学研究领域的主要奠基者和方向的引领者，其大多数有出国留学或进修的背景，对西方不同领域的儿童学研究有清晰的认知和独到的见解。在返回国内后，纷纷结合国内情境发起和推动了儿童学研究，并取得了具有国内外影响力的重要成果。这些学者还致力于推动学科建设、学术团体建设和学术期刊建设，并积极投身于社会实践之中。这些经验和启示都值得当代我国儿童学研究者学习和借鉴。关键词
民国时期；儿童学研究者；群体分析；理论贡献；当代启示在西方国家，儿童学研究的第一波高潮主要出现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受这波浪潮的影响，中国在20世纪初也同样涌现出了大批儿童学研究者，他们不仅在国内率先开辟了不同领域的儿童学研究，积累了极为丰硕的研究成果，而且也取得了许多举世瞩目的成就，受到了国际同行的高度肯定和赞许。可以说，当时中国的儿童学研究水平在总体上是和世界保持同步状态的，甚至在某些方面还处于国际领先地位。反观我国当代的儿童学研究，不仅在许多领域仍处于空白或初步发展的状态，而且在已经发展起来的部分领域，和国际同行的专业发展程度相比，亦有一定的差距。因此，尽管民国时期的儿童学研究是属于中国儿童学发展的初创阶段，且由于战争的限制而阻碍了它的充分发展，但是其取得的经验和成就仍然值得我们当代儿童学研究者学习，并以此推动当代中国儿童学的发展。本文将着重从核心学术人物分析的角度，来透视民国时期儿童学研究者的基本情况，因为他们是儿童学领域的主要奠基者和方向的引领者。所涉及的分支领域主要为三个，即儿童心理学、儿童教育学和儿童医学，代表人物包括廖世承、黄翼、凌冰、郭任远、萧孝嵘、朱智贤、曾作忠、陈鹤琴、陶行知、诸福棠、陈翠贞、范权、邓金鍌和吴瑞萍等。一、儿童学研究者的学缘背景
（一）国外进修学习，掌握儿童学最新研究动向民国时期儿童学研究者中多数属于留美幼童或工作后前往西方国家进修、访学或考察者，因而拥有开阔的国际视野和丰富的国际交往经验。这些研究者在西方留学、进修或访学期间，基本上都拜在当时各个领域的儿童学研究者门下，与当时所在领域的许多权威学者都有不同程度的交往，并受到他们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从而使他们有机会深入接触并掌握当时西方最前沿的儿童学知识体系。这些研究者所在的大学基本上是当时东西方（主要是美国）高等教育界的名校，如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克拉克大学等，也是儿童学研究不同领域的重镇。具体而言，在儿童心理学领域，凌冰赴美留学，先入斯坦福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后入克拉克大学，在斯坦利?霍尔的指导下，以《公立学校与战争》为题，获得博士学位。黄翼则留学斯坦福大学，在推孟（LewisM.Terman）和迈尔斯（WalterR.Miles）指导下获得硕士学位，出于对儿童心理学的兴趣，考取耶鲁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师从格赛尔，期间对格式塔心理学的理论和实验深感兴趣，曾协助美国史密斯学院的格式塔心理学家考夫卡（KurtKoffka）进行心理试验并受其亲自指导，最终完成其博士论文《儿童对奇異现象之解释》。郭任远于年赴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学习，主攻心理学，他对华生的行为主义学说深为赞赏，而他的导师则为新行为主义大师托尔曼（E.C.Tolman）。廖世承先是在年9月进入布朗大学攻读教育学、心理学学位，因全年成绩优异、学术成就突出，而获得詹姆斯?曼宁奖学金。年七八月间参加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的暑期课程班，修习教育心理和统计的实际应用、小学教育测量等课程，而后继续在布朗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其导师为美国著名的心理学家科尔文教授（S.S.Colvin），博士论文的题目为《非智力因素的量化研究》，最终成为第一个获得布朗大学博士学位的亚洲人。在儿童医学（儿科）领域，范权、诸福棠、邓金鍌和吴瑞萍等均就读于由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创办的北京协和医学院，最终获得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的医学博士学位，其中有不少人留学哈佛大学或耶鲁大学医学院继续进修，从事国际化的儿科研究。诸福棠在就读北京协和医学院期间，深受学院内中外教授的洗礼，据他自己回忆说，他很喜欢听内科教授斯乃博讲课，因为他善于讲临床示范课，抓住有趣的诊疗问题并加以发挥，使听者终生难忘。后来美国著名的儿科权威豪特（L.EmmettHolt）来协和担任客座教授，呈现了大量儿童保健方面的知识，并论述了防治儿童疾病的重要性。这就直接促使诸福棠萌生了专攻儿科的念头。在哈佛大学医学院进修期间，诸福棠的导师为当时美国著名的儿科专家博兰克芬教授（K.D.Blackfan）的第一助手麦肯恩（C.F.Mckhann）教授，名师的指导再加上优良的医疗设备、学习条件让诸福棠如鱼得水。就职于国立上海医学院的高镜朗则在美国罗氏基金会的资助下，赶赴美欧医院及机构学习，了解并掌握了美欧最先进的儿科医疗水平及经验，先是到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和公共卫生学院儿童卫生科进修，次年则前往纽约肺结核研究院参加儿童结核病课的学习，随后又赶往欧洲各国游学进修，曾就读于维也纳的冯?普利盖病院、丹麦京文生氏研究院皮肤结核科、德国杜塞尔多夫儿童传染病院，还观摩了法国巴黎的巴斯德研究所卡尔美托博士的肺结核门诊以及医院等。陈鹤琴则属于横跨儿童心理学和儿童教育学的代表性学者，他于年赴美留学，先进美国马里兰州的霍普金斯大学普通学科。此后转入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专攻教育学和心理学，获教育硕士学位。在哥伦比亚大学，陈鹤琴跟随克伯屈学习教育哲学，跟随孟禄学习教育史，跟随桑代克学习心理学，涉略了广博的儿童学研究前沿知识。陶行知于年进入伊利诺伊大学研究院，攻读政治学硕士学位，期间深受来自哥伦比亚大学的考夫曼的影响。年秋天转入哥伦比亚大学，在此期间修习了杜威、克伯屈、施吹耳（GeorgeD.Strayer）、孟禄、康德尔（I.L.Kandel）等国际知名教授所开设的一系列重要课程，受到进步主义教育理念的深刻洗礼，并成为奠定他一生儿童教育工作的基础。（二）积极参与研究，为西方儿童学理论建设贡献力量民国时期的儿童学研究者不仅有丰裕的机会向西方学者学习，从而掌握最前沿的儿童研究理论及方法，同时在他们留学、访学或进修期间，积极通过自身的努力参与到全球的儿童学理论建设与发展进程之中，从而作出了重要贡献，有部分研究者甚至没有盲从当时西方儿童学者的主流观点，而是基于自己的判断和反思作出了独特性的理解与创造，从而对全球的儿童学界产生了重大影响。如儿童心理学家萧孝嵘自德国研习格式塔心理学返回美国之后，于年在英文期刊上发表《格式塔心理学评论》和《—年格式塔心理学的贡献》，通过这两篇文章向美国心理学界较为系统地介绍了格式塔心理学的重要观点和贡献。此前美国心理学界对格式塔心理学一直存在较多的误解，而这些文章对格式塔心理学的介绍受到美国心理学界的高度重视，并且受到哈佛大学心理学系系主任波林的赞誉。萧本人因这些杰出的成就而荣获美国“科学荣誉学会”和“心理学荣誉学会”金钥匙。后来还与导师一起创立至今仍负盛名的“哈罗德?琼斯儿童研究中心”。中国儿科的奠基人诸福棠在哈佛大学医学院进修期间，其精湛的医术和优良的医疗作风赢得了人们的崇敬，第二年夏天他就担任了儿童病房的代理住院总医师，当时他才33岁。鉴于当时美国麻疹流行非常严重的情形，诸福棠提出了大胆假设，即患过麻疹的母亲会产生一种抗体通过胎盘传递给胎儿，经过多次的试验与观察，最后终于发现含有这种抗体的假球蛋白可以有效预防麻疹的发病。诸福棠将自己的实验与临床报告写成论文，发表在美国权威的传染病学杂志和儿童疾病杂志上，引起学界轰动。美国《时代周刊》记者闻讯前来采访，并写成《麻疹病儿的福音》一文，使诸福棠成为全美家喻户晓的人物。国际儿科界也公认胎盘球蛋白的确有麻疹被动免疫的功用。我们著名的免疫学家谢少文教授曾指出：“诸老师是我最佩服的科学家。他的重要科研成果胎盘球蛋白预防麻疹，是应用免疫学的一个绝大发现，它既有理论上的创新，又有应用上的贡献，非常有意义。”足见诸福棠在儿科上的发现对当时世界儿科所作的杰出贡献。二、儿童学研究者的理论成就及核心思想
民国时期的儿童学研究者在国际留学、进修或访学的基础上，逐渐掌握了扎实的儿童学专业知识，并接受了系统的方法论训练，从而拿到了进入不同儿童研究领域的入场券，为同领域的其他学者所认可，甚至在此期间通过自己的创造性探索，先期取得了重大成就，从而博得国际同行乃至权威人士的高度肯定，为他们回国后继续开展相关领域的儿童研究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这些学者都怀有强烈的爱国之心，尽管在国外可能或已经享有高薪聘请及更加优厚的条件，但他们基本上都选择了毅然回国，最终成为推动20世纪上半叶中国儿童研究运动的先锋人物。（一）出版学术论著，拉开儿童学不同领域的序幕民国时期的儿童学研究者所作出的第一大贡献就是通过出版相关著作或论文，在国内率先开辟了所在领域的儿童学研究，宣告了这些领域在国内学术界的诞生，从而推动了儿童学研究在国内的实质性发展。比如陈鹤琴是第一个在中国开展儿童心理学个案研究的学者。年他的第一个孩子陈一鸣出生，陈鹤琴便率先以其为对象，从出生的时刻开始就进行了连续多天的观察及实验，以研究儿童身心发展的特点与规律，并从多方面总结家庭教育的实验研究成果，陆续写成《儿童心理之研究》与《家庭教育》两本代表性著作，开辟国内研究儿童心理和家庭教育的先河。在《儿童心理之研究》这本书中，陈鹤琴从身体、动作、游戏、好奇心、惧怕、知识、学习、言语、美感、绘画、思想、道德等十多个方面系统介绍了他对陈一鸣的观察与研究，得出了许多在儿童心理学领域具有重要意义的结论。就《家庭教育》这本书而言，陶行知为此所做的序最能说明该书的价值与意义，“此书为东南大学教育科丛书之一，系近今中国出版教育专书中最有价值之著作”，“在这书里，小孩子从醒到睡，从笑到哭，从吃到撒，从健康到生病，从待人到接物的种种问题，得到了很充分的讨论”，“这些讨论对于负家庭教育责任的，都有很具体的指导”。廖世承与陈鹤琴合作，于年不仅编译出版了我国最早的智力测验译著《比奈-西蒙智力测验法》，还编写了我国第一部心理测验原创著作《智力测验法》。在前一本书中，他们详细介绍了智力测验的用途、性质与方法，还介绍了35种具体的智力测验法。年，两人又合编出版了《测验概要》一书，在当时亦被公认为“测验最简便的用书”。当时为儿童所编制的各类测验中，一般都只是针对儿童个体，而廖世承编制的测验，不但用于儿童个人，也可用于团体，四五十名儿童可同时进行，且可适用于不同年龄（小学及初高中）、学科（自然、算学、英文、国文等科目及道德、时事政治等）学生智力的检测，还包含常识、词汇、填字、算术等10余种测验方法。这种测验被国内外学者誉为“廖氏团体智力测验”[9]。中华教育改进社曾在20世纪20年代将此测验方法当作全国教育调查学生智力的测验工具。此外，廖世承在国内还出版了第一本《教育心理》（年）教科书，该书是在参考西方几本相关著作及结合我国当时最新实验材料编写而成的。儿童医学领域在近代的起步相对较晚，主要在民国后期才开始发端。如诸医院的同事一起编著的《实用儿科学》（年），足足有80万字，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本相对全面的儿科医学全书。这本书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针对全国各地儿科疾病的发病情况、病种和季节的不同，提出并采取了有针对性的诊断和预防方法。当时结核病在全国广泛存在，防治儿童结核病也是当务之急，但是即便是美国权威的儿科用书也并未提及，而在诸福棠等人编著的《实用儿科学》中专门辟出特定章节进行了详细讨论。诸福棠在此书中提倡预防为主的思想，这在当时是非常具有前瞻性的。且诸福棠在此书中用了大量实际事例，深入浅出地把医理和方法说得非常清楚，便于医务工作者理解，就算普通人看了也大有裨益，能够学到不少防治小儿疾病的常识，因此，它具有名副其实的“实用”性。此书在民间也产生了广泛影响，推动了整个中国的儿科研究与实践事业的发展。（二）基于中国本土情境，注重理论改造与发展民国时期的儿童学研究者大都具有开阔的国际视野，因而对国际同行的研究成果极为熟悉，早期大都是以引介、翻译和推广国际同行的成果为主要研究工作，这对于儿童学的传播及掀起国内儿童研究的运动、带动全社会儿童观的变革等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在推广儿童学的过程中，国内儿童学研究者并没有局限于国际同行的理论成果，而是在批判这些理论成果的基础上，结合中国本土的教育、医学和心理学实践（实验），对其进行了创造性翻译、解释与改变，从而形成了具有鲜明中国气派和风格的研究成果，并为世界儿童学研究的发展作出了独特的贡献。这些研究者所进行的原创性研究，或具有世界同行的同等水平，或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从而收获了不少国际同行的认可及赞誉。如在儿童心理学领域，萧孝嵘尤对格式塔心理学的研究颇深，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都是第一批发表论文或专著系统介绍这一学派理论的学者。就《格式塔心理学原理》一书而言，萧孝嵘坦言“本书专论格式塔心理学之原理，这些原理系散见于各种著作中，而在德国亦尚未有系统的介绍，从这方面看来，本书实为最初之尝试”。该书后来还得到哈佛大学心理系主任波林的盛赞。“格式塔”一词也正是由萧孝嵘所译出，并一直沿用至今，对华语心理学界产生了重大影响。萧孝嵘非常注重心理学研究的本土化，他在书中提到自己特别注意本国的特殊背景，因为“我国人的心理背景与他国人的心理背景自有一些差别，故在有些事件中，不能根据国外之研究结果推知本国的情形”，在研究心理学时，“尽量采用我国的研究资料”，只有在“在某些问题上如无我本国的研究资料，或有之而在某些方面尚有问题”，才采用国外的资料。黄翼是儿童心理学家格赛尔的及门弟子，但他并没有完全认可格赛尔的成熟势力说，将生物体的遗传因素放在主导位置上，而是主张遗传和环境两者共同作用于儿童且相辅相成，并不存在主次的问题。比如他认为遗传能供给个体某种生物的可能性，但是这种可能性的实现，却需要环境的协助，也步步受环境的限制；儿童的构造和行为，都是遗传的因素和环境的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光看遗传或环境而成的构造或行为，是不可能的。儿童教育家陶行知深受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影响，这在他于哥伦比亚大学留学及杜威访华期间尤为明显，但是在对中国当时教育实际做过深入而广泛的调查之后，陶行知对杜威的思想进行了创造性地调整与革新，主要表现在变杜威的“教育即生活”为“生活即教育”、变杜威的“学校即社会”为“社会即学校”、变“做中学”为“教学做合一”等方面。陶行知坦言：“‘教育即生活’是杜威先生的教育理论，也就是现代教育思潮的中流。我从民国六年陪着这个思潮到中国来，八年的经验告诉我说‘此路不通’。在山穷水尽的时候才悟到‘教学做合一’的道理。所以‘教学做合一’是实行‘教育即生活’碰到墙壁把头碰痛时所找出来的新路。‘教育即生活’的理论，至此翻了半个筋斗。实行‘教学做合一’的地方，再也不说‘教育即生活’……整个的教育便根本的变了一个方向，这新方向是‘生活即教育’”。他还认为，“学校即社会”，“就好像把一只活泼的小鸟从天空里捉来关在笼里一样。它要以一个小的学校去把社会上所有的一切东西都吸收进来，所以容易弄假”。“社会即学校”则不然，“它是要把笼中的小鸟放到天空中去，使它能任意翱翔，是要把学校的一切伸张到大自然界里去”。此外，陶行知还对杜威关于思维的理论进行了批判性思考，他指出自己“拿杜威先生的道理体验了十几年，觉得他所叙述的过程好比是一个单极的电路，通不出电流。他没有提及那思想的母亲。这位母亲便是行动”。于是他提出了“行动是思想的母亲，科学是从把戏中玩出来的”这个新命题。三、儿童学研究者的实践贡献
（一）学术服务1.学术团体建设学术团体的形成与发展有赖于建立跨校、跨部门合作的有效机制，民国时期的儿童学研究者在这方面作出了初步表率，他们不仅致力在高等院校内部推动儿童学研究及人才培养，而且积极联合其他同领域的研究者，共同发起成立相关学术组织，通过开展学术研讨会、研究成果展览会、出版研究成果、开展读书会或游艺会等方式，加深对儿童学众多议题的深入研讨与反思，增强研究者之间的学术与情感联系，从而有力推动了儿童学研究团体的形成、凝聚和发展，并进而对全社会儿童观的转型及儿童研究浪潮的推动产生了极为关键的影响。例如，在儿童教育研究领域，陈鹤琴和陶行知、张宗麟等人于年在南京率先发起组织“中国幼儿教育研究会”，年又在此基础上发起成立能够吸纳更多教育界人士的“中华儿童教育社”，陈鹤琴任理事会主席。至年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前，中华儿童教育社的社员多达人，团体社员达34个，分社28处，干事处21处，因此，可以说是当时全国最大的一个儿童教育学术团体和推动、研究儿童教育的中心。中华教育社“以研究小学教育、幼儿教育、家庭教育，注重实际问题，供给具体教材为宗旨”。它主要开展以下几类活动：第一类是学术年会，从年至年共召开了7次年会，抗战期间及新中国成立前断断续续还有5次，各次学术年会的主题包括小学课程、儿童中心教育、儿童健康、小学公民训练、小学实际问题、乡村教育与幼稚教育、战时儿童教育、战后儿童教育及师资培训、儿童福利、举办儿童读物展览会等。这些议题可以说都是当时基础教育领域最为热点的关键议题，对它们的充分讨论有助于推动基础教育改革的深化与发展，从而为儿童创造更有利的教育环境。中华儿童教育社还经常邀请国际上知名的儿童教育专家来华讲学，如杜威、孟禄、克伯屈、罗格等等。还参与国际儿童教育的组织及活动，如国际新教育同盟、世界教育专业组织等。儿童心理学则主要是在整体的心理学团体内运作和发展，而儿童心理学的杰出代表们在持续推动心理学团体的形成、重组和发展方面始终扮演着重要角色。当时心理学的团体主要是以中华心理学会的形式呈现，该学会是在年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宣告成立的，成立之初以张耀翔为会长兼编辑、股主任，陈鹤琴为总务股主任，廖世承、凌冰等为指导员。该会以研究各种心理问题（包括儿童心理）为宗旨，“是专为联络中国心理专家和素有研究的心理学者而设”，其会员主要是从三个方面来研究心理学的：“一、昌明国内旧有的材料；二、考察国外新有的材料；三、根据这两种材料来发明自己的理论和实验。”中华心理学会曾约定每年暑期内开大会一次，每半年开职员会一次。中华心理学会自成立之后，会员逐年增加，鼎盛时达到人。但是期间缺乏有效的持久的学术活动及会议，因此，该组织逐渐涣散。年时乃有部分心理学教授（包括郭任远、萧孝嵘、陈鹤琴等）计划重建中华心理学会，但后因“九?一八”事变的发生又被搁置。此后至年时，陆志伟、刘廷芳等再次倡议重组中华心理学会，改称“中国心理学会”，票选出萧孝嵘、刘廷芳、汪敬熙等为学会理事，并计划当年暑期在北平举行第一届年会。在当时通过的章程中，再次重申学会是以促进心理学之研究及应用为宗旨，且会员有出席年会宣读论文之权利。但后续因全面抗日战争的爆发，实质性的学术会议及其他行动未曾得机展开。在儿童医学领域，年10月，诸福棠联合上海的高镜朗、祝慎之、富文寿等儿科研究者联合发起筹组中华儿科学会（即中华医学会儿科组），并于抗日战争前夕于上海正式成立，祝慎之为首任会长。其宗旨为联合国内儿科同仁，探讨学术，策励医事，以达怀幼保婴之目的。中华儿科学会的首批基本会员包括高镜朗、祝慎之、诸福棠、吴瑞萍、陈翠贞、范权等等，其中高镜朗为会计，诸福棠为编辑。中华儿科学会的章程中规定执行委员会当每半年内举行常会一次，每二年内开全体大会一次，大会时讨论会务，并宣读关于儿科的论文[20]。有关中华儿科学会的学术年会及其他活动，缺乏具体史料的记载，但中华儿科学会上海分会却开展过学术研讨活动，如年12月11医院召开大会，当时参会者有50人，会上高镜朗用英语宣读《儿童脚气病之鉴别诊断》，用中文宣读了另一篇论文《儿童急性肺炎》，刘震南则宣读了《数种急性传染病之自动免疫法》的论文，这些论文都引发了与会者的热烈研讨[21]。另据史料记载，儿科学会曾组织中国儿科专家赴美参加年9月在纽约举行的国际儿科大会，说明当时中国的儿科学术团体在国际化方面作出了初步的努力。2.学术期刊或杂志的建设学术期刊或杂志对于一个领域的形成与发展至关重要，通常它是依附于领域所在核心组织的，或至少有某个学术团体在背后共同组织策划和运作，所以它的存在不仅能够维系学术团体内部的团结，提升其凝聚力和社会资本，从而能够使学者标识并逐渐认同自己作为儿童学研究者的身份，也能够推动儿童学研究成果的产出及知识的生产，由此构建更加系统的儿童学知识体系。民国时期的儿童学研究者充分认识到学术期刊或杂志的重要性，因此，他们积极参与各自所在领域的学术期刊或杂志的建设工作，这些学者基本上都是领域内标杆性学术期刊或杂志的主要支持者和供稿者，有些研究者甚至是通过参与这些期刊的建设，才逐渐走进某个领域并成为该领域之专家的。部分领军者更是这些期刊或杂志的直接发起人及创办者或主编，他们不仅自己撰稿组稿，而且开展了大量琐碎但却重要的工作，如找领域内同仁约稿、出版发行、稿费筹措等等，为维系学术期刊或杂志的生存、推动这些刊物的发展付出了尤为巨大且宝贵的时间。如陈鹤琴在创立幼稚研究会的同时，也创办了我国专门研究幼儿教育的刊物《幼儿教育》月刊，并作为其机关刊物，而伴随幼稚研究会改组为中华儿童教育社，《幼儿教育》也更名为《儿童教育》。该刊自创刊之日起至年，共发行8卷68期。《儿童教育》可以说是近代中国第一份儿童教育的专业性期刊。它最先把“儿童教育”视为一个明确的研究领域，将学前教育和小学教育视为彼此联系的整体，并注重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的连接以及幼小衔接。《儿童教育》在形式上是为中华儿童教育社的年会做总结和研究成果的展示之用的，“本社成立之后，便有年会。年会是交往意见、促进研究的组织。所以每届年会，不但预定了中心问题，共同讨论，更将讨论的结果，印行年刊”，其结构包括论著、报告、资料、展览会纪要、附录等部分，但在本质上已成为全国儿童教育研究者之间进行专业交流的重要平台，对促进学术共同体的形成也发挥了关键作用。为了让该刊持续运转并发挥对全国儿童教育的影响力，促成儿童教育研究团体的形成以及儿童教育研究的发展，陈鹤琴作为主编，广泛依靠同学、同乡、同道、同事等资源与力量，确保了杂志有充足的优质稿源。中华心理学会的会刊为《心理》，在其宗旨中即明言自己为中华心理学会的言论机关，主要报告中外心理学研究成果，并进而创造本土的理论与实验。它是我国心理学领域第一本专门性的杂志，由张耀翔主编。该刊于年1月正式创刊，及至年1月终止，期间共发表论文篇，其中具有本土原创性质的论文有50余篇，其常设栏目中包括儿童心理学，曾出版相关论文如陈鹤琴的《研究儿童的知识之方法》（年）、《研究儿童的颜色美感之方法》（年）、《研究儿童的历史》（年）、《儿童的暗示性》（年）等，其中陈鹤琴是最核心的儿童心理学论文供稿者。《心理》杂志设置有“中国学者心理学之研究”栏目，集中摘录了其他知名杂志所发表的心理学论文，这些论文除了为“传播旧作，唤起新作”的目的外，还可以作为讲授心理学课程及心理学爱好者自学的参考资料。年作为第二代《心理》杂志的机关刊物《中国心理学报》创刊，此时更加注重扎实开展本土心理学研究，力图树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心理学。该刊至年6月终止，期间总计发表文章24篇，其中实验报告14篇，系统论述的文章4篇，书评3篇，每期都有一个专栏“心理学界消息”，用以刊登国内外心理学界的最新信息。其中，萧孝嵘、孙国华、沈有干等是主要的供稿者。该刊物采用中英双语国内外发行的形式，代表着当时包括儿童心理学在内的整个中国心理学界的最高水平，并对中外心理学界的学术交流产生了积极影响。（二）社会服务社会服务是教育的重要职能，且当今社会更为强调科研成果的直接或间接转化，因此，研究与实践的结合正是当前学术活动运作的特点之一。对儿童学研究这个大领域而言，着眼于儿童学知识体系的科学构建是远远不够的，且应同时转载请注明：http://www.zhangxunbuy.com/ckzl/6447.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