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蒋主席的生平四
书接前文
第六章、开始掀天动地的伟业
（民国十三年至十六年）
三一、黄埔建军
民国十二年，国父鉴于陈炯明的叛变，觉得革命不能依赖旁人的武力，而必须自己训练出一批真正的革命武力，以为基础，才能成功，因此就派主席到苏俄去报聘，同时负了考察军事的使命。主席于民国十二年秋赴俄，历时三月余，当主席归国，已经是十二年年底了。
十三年春，国父在广州召开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大会中，决议创立军官学校，训练党军。
会后，国父即任命主席任陆军军官学校校长，负创办党军之责。主席受命以后，就择定广东黄埔为军校地址，积极筹备陆军军官学校。至五月，第一期学生开始入伍。
这时候，主席除任军校校长外，兼任军事委员会委员，及粤军总司令部训练部部长之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开会时，国父要主席担任中央执行委员，主席不肯承受，因为他想如果接受了党中央的职务，就不能专心办理黄埔军校了。
十三年五月五日，黄埔第一期新生入校，六月十六日，举行开学典礼，学生凡五百人，主席以黄埔军校为中国国民党生命所寄托，是创立新中国的胚基，所以专心壹志，十分慎重地办理，罗致一时俊彦，如廖仲恺、胡汉民、邵力子、邵元冲、何应钦、王柏龄等在校分教各项课程，实施严格训练和精神教育，使其信仰主义养成自发精神。这种坚苦卓绝的军事教育，在当时实开全国风气之先，在日后乃收统一全国之效。
开学典礼中，国父亲临致训，略谓：“过去我们的革命，只有革命党的奋斗，没有革命军的奋斗，因为没有革命军的奋斗，所以一般官僚军阀，便把持民国，我们的革命，便不能完全成功。我们今天要开这个学校，是有什么希望呢？就是要从今天起，把革命的事业，重新来创造。要用这个学校内的学生做根本，成立革命军，来挽救中国的危亡。”
黄埔军校从筹备到开校，主席把他全部的心血，用在这个学校中，他特手定军校校训为『亲爱精诚』，并向学生说：“总之，进了这个学校里的人，总要相亲相爱互相尊敬，所以本校的校训，且不如旁的军官学校专讲服从，本校长只要各位同志学生做到『亲爱精诚』四个字，以亲爱对同学，以精诚对自己的学问，职务，及品格来磨练自己的身心就好了。”
主席手创此校，不惟一切大计，躬自擘划，即一切规章条例，亦多由手订，其繁剧可知。主席之于学生，不啻父兄之对其子弟亲切恳挚，无间始终。每星期公开训话外，且不时与学生个别谈话，学生遇有困难事件而向之陈述者，主席辄为殷劝指示解决之道，如确系贫困，更慨然助以金钱，以身作则，践履『亲爱精诚』的校训，使全校员生深切了解，努力奉行，用能蔚成恳挚高尙之风气，忠实勇武之力量，以为担负革命大业之始基。
关于黄埔军校成立的经过，主席在军校里面有一次训话曾说起。他说：“当本校长初受委任的时候本校的规模还是很小的，经费也没有确定的款项。只是本党既已委任我为校长，我同校党代表两个人，也顾不得艰苦困难，有多少力，便做多少事，所以便勉强把这校长的责任，担负起来。
在当时因为规模很小的缘故，只预定招学生三百名，而且预算筹备三个月后才开学，后来因为时局紧急的关系，又不能不提前开学，本校长在四月二十一日到广州，二十六日就入校视事，当即集合官长开会，积极筹备，到了五月五日，第一总队的学生就进校了。合共筹备了一个多星期，时间是非常之仓卒的，又加以当时投考的学生，也多得出人意料之外，在广州投考的，竟有一千二百名之多，在上海投考的，也有五百名左右，因此本校为爱才起见，也只得从预定的三百名增收至五百五十名，比之以前的预算，差不多多了一倍了。”
自此时始，主席即以全副精神寄托于此培养革命基干，负担革命大业之军校，故其勉全体官生之言屮有曰：“今天我们进了这个学校以后，不论教职员与学生皆是同志，就要在这个学校里共生死，同患难，一生一世，我们的生命，全在这个学校里面了。”
第一期学生训练未毕，第二期新生又入伍，其后按期招生，名额激增，全国有志而不满现状的青年，热情地怀着朝拜圣地的心情，潮水般涌到黄埔来。各兵种部门，也一天天扩充，一切设备，慢慢完善起来。于是首将教导团扩充为党军，以为革命的基本武力，后来又将军校学生分发各军，以作干部，不到一年工夫，革命军的部队相继建立，虽然数量有限，而全体官兵都受主义的陶养，团结意志，共赴艰难，所以形成一时无比的强固的力量。
这时候，主席一面负责黄埔建军，一面负绥靖广东全省的责任，他的劳苦，也可以想见了。主席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军校成立于全国反革命空气之中，党军组织于四周假革命环境之内”，这两句话真可代表当时的艰苦情形，主席又曾说：“主义不行，党员之罪；革命不成，本校之耻。”主席对于黄埔军校之重视，于此可见，因黄埔精祌的发扬，乃有今日革命的新中国之建立。
是年八月六日，主席向军事委员会条陈军事训练计划，分为两部：一、关于各军队之训练；二、关于各军事学校之训练。主席这时的工作和兴趣，完全集中在训练军队上。
十一月，国父离开了广州，到北京去，对时局有所主张，于是南方军事和绥靖地方的责任，就落到主席一人的肩上。
主席性喜读书，虽然在职务很忙的时候，或是在艰行路中，仍旧不肯离开书本。民国十三年时，主席选定随时阅读的书目如下：
五经四子书孔子家语左传战国策六韬孙子庄子管子吴子史记韩非子离骚汉书资治通鉴清史辑览西洋史普法战史拿氏战史日俄战史欧战史各种军事学战时正义巴尔克战术屮国地理亚洲地理世界地理古文辞类纂诸葛武侯集岳武穆集文文山全集戚武毅丛书曾国藩全集胡林翼全集左宗棠全集骆秉章全集李鸿章全集樊山批牍中国哲学史讲话心理学统计学社会学经济学
三二、国父之丧
民国十四年春，国父在北京生病，因此把广东方面的军事责任，完全交给主席。这时候，主席年三十九岁，开始继国父负起了国民革命的实际责任。
前一年冬天，国父在启程北上的时候，曾经到黄埔去，视察他念念不忘的军校，并且特别到黄埔对岸鱼珠炮台一带，看看军校第一期同学的筑城工事。他看过回来，在路中对主席说：“我现在进京，将来能否回来，尙不能定，然而我进京是去奋斗的，就是死也可以安心。”主席就问国父，如何说这些话？国父便说：“我所提倡的三民主义，将来能够希望实行的，就在你这个陆军军官学校的一般学生了。凡是人总是要死的，不过要死得其所，我今天能够看见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的官长学生士兵们，如此奋勇的精神，就可以继续我的生命，所以我虽死也能安心。”
看了上面国父临行之前对主席所说的一番话，可见国父那次北上，原是决定奋斗至死的。那时候，国父因为忧愤国事，加以旅途劳顿，因此后来一到天津就生病，一到北京就病重了。经过医生的诊断，国父的病是肝病，那是十年以上的宿疾了，完全是劳苦忧思而致的。十四年春，从二月到三月，国父的病愈来愈重，百药罔效，群医缩手，但在病中，犹不能忘怀国事，尤其时常问东江方面的战况，左右告以东江军事进展，许总指挥蒋校长指挥军队，着着胜利，国父闻之大慰，犹挣扎着说：“要电告许总司令蒋校长，不可让军队扰乱百姓。”到了三月十二日的一天，我们的国父竟抛弃了他的五十万党员同志，以及他一手创造的中华民国而去了。
四十年的革命事业，百折不回的革命精神，以及实行三民主义拯救中华民族的伟大责任，从此就从这位旷世巨人的肩上卸下，而落在国父忠实的继承者蒋主席以及全数中国国民党党员们的身上。
国父逝世的噩耗传到广东，主席正在东江军次——那时候陈逆炯明知道国父北上了，他就乘虚蹈隙，指使他的爪牙林虎，在东江方面蠢动，主席就执行国父的命令，率领初创的黄埔教导团和黄埔学生军，以势如破竹的行军力和战斗力，将敌人击溃，树立黄埔精神最初的声威，这就是著名的东江之役。主席丧失了伟大的宗师，不觉哭晕在军中，于是就下令后方各革官长士兵一律挂孝，并在汕头举行追悼会，但为顾虑国父逝世消息传到前方，影响军心，所以当时没有通报，直到一星期后完全消灭了敌人主力，这才正式通报国父的噩耗于全军。
国父之死，在主席是一个无可比拟的损失。从公的方而说，国家失去了开国的领袖，在私的方面说，个人失去了贤明的师承，他的中心悲恸，可以想见，但他立刻觉得仅仅悲悼是无用的，死者不能复生，惟有加紧军事，努力北伐，继承国父的遗志，剑造三民主义的新中国，才是报答国父纪念贤师的最好方法。
主席对于国父给他的期望，可说是完全做到了，主席已经用竭尽股肱之力不济则继之以死的精神，来报答了他的秉承者国父，国父在天之灵，应该可以瞑目了。
主席在祭国父文中有云：“……忆自侍从以来，患难多而安乐少，每于出生入死之间，悲歌慷慨，唏嘘凄怆，相对终日，以心传心之情景，谁复知之？黄埔一役，吾师以民国之文山自待，而以秀夫视中正。去年临行北上，以军校既成，继起有人，主义能行，虽死无憾之语语中正。而乃于昔年蒙难之地，留此明教，以为纪念，岂两楹之奠，早梦见于吾师耶？……”哀感凄绝，不忍卒读。
是年，主席改家乡武岭文昌阁为乐亭，鸠工营建。
三三、先清理内部
民国十三年国父北上后，广东的军事责任全部落在主席一人肩上。民国十四年国父逝世后，主席的责任自然更重了。
其时作为南方革命根据地的广东，内部情形非常混乱，把持地盘者有之，包藏祸心者有之，主席知欲实行北伐，非先清理内部不可，欲求统一全国，非先统一广东不可。他在民国十四年年初曾致书黄郛，略谓：
“粤中纷乱，日甚一日，要想于纷乱中理出一个头绪来，恐非朝夕所能为力。然粤治之时即为国治之日。此时要知治国非难，治粤为难。望兄在京，以全力事中帅（按其时国父已卧病，未逝世），使弟在粤专心灭贼，则党事庶有豸乎。”
足见其时主席对国事观察之深，以及全力肃清广东反革命势力的决心了。
民国十四年一月七日，国父的叛徒陈炯明，乘国父北上的机会，从东江流域潮汕一带，会同林虎方本仁各部，分三路进攻广州，要想根本消减国父的革命武力。二十六日陈炯明反攻虎门，主席率领教导团何应钦王伯龄两团驰剿，二月十一日，主席大破陈逆部队，进展至淡水，二月二十日，进攻海丰，连克惠州，旋以日行五十五里的行军速度，于三月七日攻占揭阳，三月中旬攻克河婆，三月下旬攻克兴宁，于是平东江，入潮汕。
五月，主席驻节梅县，准备班师回省，回攻盘据革命根据地的反革命军人杨希闵刘震寰——他们假借革命的名义，暗中与北方军阀勾结，割据一方，鱼肉人民。六月，东征军乘胜回攻夺回广州，消灭反革命军人的势力，肃清革命基地，奠定北伐的基础。
民国十四年的一年间，主席专心一志，做清除革命根据地肃清北伐障碍的工作，同时除继续黄埔训练外，自己在学业上仍非常用功，因此德业日进，按是年主席日记云：
一月二日，手抄曾文正嘉言录，及整理精神教育录，六日完帙。九日选钞戚武毅治兵语录。二十日编立志歌与放枪歌。廿四日自撰革命军格言，三月，在兴宁营次研究孙子十三篇，至廿七日毕，廿八日撰成战斗秘诀。
四月十六七日，亲出购书，云：“近日想用功，而以此念未澄，拟看小说，先收放心。”
五月二日撰戒官长冶游文，四日，定按日看经济思想史，及将帅之拿破仑各十页。五日，征集帝国主义者在中国之黑幕题目，编次付印。
六月三日，晨起研究地图。二十七日披览香港地图。
七月廿八日午后四时，跋国父北上时手赠中国国防地图。廿九日下午著“对英主战论”，命题十余课学生。
八月四日，令辎重队长黄在玑，教官李卓元胡树森，党军第二师参谋长张治中，编纂东征及回师广州战史。十五日，主席以近日气暴，思读性理书以养之。廿八日上午看各国革命史。
九月，在黄埔军校着武岭乐亭记。略谓：“旧有榭阁，名曰文昌，规模狭陋，无足以资游瞩者。甲子春，余还里扫墓，见其楹栋欹斜，行将就圯。乃勘地绘图，亟思有以改造之。吾兄锡侯，欣然赞焉。爰董其事，命匠鸠工，建亭三楹。落成之日，属余名之。余以其位在山水之间，凡远方同志来游者，莫不徘徊依恋而不忍舍。盖无问乎仁与智，皆有乐于此也？乃以名之曰乐亭。”
十月九日下午研究地图，十一日下午复看吴子。十八日晨，研究作战地图，廿五日上午八时，主席由埔心启程，晚六时半抵禾多布，共行八十里。
十一月七日晨，居潮州，辑拿破仑战斗语录。九日上午出购书，并视察潮州合城风俗，晚憩宿湖畔关岳庙，看泰戈儿传。十日晚看列宁丛书第五种，其言劳农军与赤卫军之组织与新牺牲之价值，帝国主义破产之原因，甚细密也。十一日晚看列宁丛书第五种，十二日下午看泰戈儿传曰：“泰戈儿以无限与不朽为人生观之基点，又以爱与快乐为宇宙活动之意义，列宁以权力与斗争为世界革命之手段，一唯心一唯物，以哲学言，则吾重精神也。”二十日晚，看颜氏家训。廿二日晚，读韩子原道篇。十二月四日上午，看社会进化史。十八日晚读史记项羽本纪，久不掩卷。廿九日下午五时，回汕，车次看史记。三十日，轮次看史记。自谓风波恬静，杂抱空疏，为旅行乐事。
主席自九月中浣起，因以沉阔澹浑四德，深自省勉。清夜自问，我有欺妄否？愧作否？以此检其身心。
主席因事激忿，有迁怒部属及佣仆，偶或已甚，反躬讼责，自记大过，若无地以容者，故抚驭群下，翕然无二。
民国十五年一月，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改组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主席仍任校长。因勇于负责，处理校务规划课程甚积极，乃促共党之忌。时共党隐伏国民党中，蓄意把持，气焰甚盛，大有宣宾夺主之势，阴谋造成变乱，诱捕主席，是即三月二十日的中山舰异动事件，幸主席机警，共党计未得逞，主席乃采断然处置，逮捕任党代表的共党人员。时国民党要人为共党所惑，对主席颇不谅解，主席气忿不能忍，乃怀消极引退之念，于三月廿六日偕陈立夫离广州，至厦门，留住沙角台。后宋子文追至，述诸同志意，劝勿离。主席乃返广州。
关于三月二十日的中山舰异动事件，可见主席做事之敏捷与决断，虽因此当时不免引起他人的误会，而日后察知事实真相，无有不谅解并佩服者。其后苏俄军事顾问斯特本诺夫于寄往莫斯科的报告中，曾曰：“十五年三月二十日，广州劳动者举行罢工，并组织罢工委员会，在街市游行示威。时广州有多数苏维埃顾问及政治指导者，权力皆颇大。国民党中亦有共产党参加。乃蒋氏不商之国民党党部，即解除罢工者之武装，阻止其行动。至是，苏俄人士始知非彼等利用蒋氏，而实为蒋氏所利用”，可见那次主席明察时机断然处置的重大关系了。
三四、北伐——百战英名之发仞
主席返回广州后，一面清理内部，一面计划北伐。五月十五日，主席出席中央执行委员会，说明共产主义不适于中国，共产党员固可以个人资格，加入本党，为三民主义的革命而奋斗，但绝对应禁止共产党员假借国民党名义，作篡逆之举动。中央执行委员会应主席之邀请，初步清党，凡跨党份子的僭任中央要职者，一律裁撤，使国军北伐，可无后顾之忧。
民国十五年六月五日，国民政府任命主席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统领第一军何应钦，第二军谭延闿，第三军朱培德，第四军李济琛，第五军李福林，第六军程潜，第七军李宗仁，第八军唐生智各部，高举青天白日的徽旗，以壮盛的阵容，大军北指，开始削平国内反革命者的坚固堡垒。
这时候主席年四十岁，正是盛年有为之时，得遂壮志凌云之愿。
十五年七月九日，主席就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发表就职宣言，略谓：“窃中正自奉命兴学以来，惟以养成革命干部为职志。治军振旅，既非素长，尤乖夙愿。第革命指挥必求统一，党员义务首在服从，国民革命之成败，匹夫有责，中正敢不竭其驽骀，尽忠革命，以随国民之后。”继谓：“革命战争之目的，在造成独立自由之国家，以三民主义拥护国家及人民之利益，故必集中革命之势力于三民主义之下，推倒军阀，与军阀所赖以生存之帝国主义”。最后说：“如我全国军人，有能以救国爱民为职责，不为帝国主义之傀儡者，中正必视为革命之友军。如能向义输诚，实行三民主义，共同为国民军命奋斗者，中正尤引为吾党之同志。决无南北界域之见，更无恩仇新旧之分，若有倚恃武力，甘冒不韪，谋害我革命根据地，抗犯我各省革命军，乐为帝国主义者效忠，不惜陷国家于万劫不复之地，则必认为全国人民之公敌，誓当摧陷而廓清之。”同日，主席发表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誓师词，以激励三军牺牲奋斗。
主席既就总司令职，先命唐生智发动最初的攻势，使由衡阳进攻湘潭宁乡，不久就打下了长沙。七月二十七日，主席命李济琛留广州，他自己就率领各军出发，坐舰至黄沙，换乘粤汉南段车至韶关，八月十日到衡阳，十二日到达长沙，就召开军事会议，下令总攻。
总攻击令一下，革命军主力就和敌军主力接触，发生大战。二十二日，革命军攻下岳阳，第二天占领羊楼司。二十七日，主席亲赴前线督师，与吴佩孚的军队大战于汀泗桥，血战四昼夜，革命军前仆后继，十分勇敢，敌军不能抗，于是主席就占领了汀泗桥，乘胜直逼武昌。
北伐军正面既进展顺利，主席就趁正面战事告一段落的时候，把正面军事交给唐生智，他自己计划向东面侧击，于是就回到醴陵，进攻江西。九月五日东路战事爆发，六日攻下赣县，十九日攻下南昌，敌军反扑，互相争夺，成为拉锯战的局面。于是主席就亲自到最前线去，九月二十日他离开萍乡，二十五日从宜春入袁江，十月二十一日到达奉新。这时候，南昌外围战事很厉害，孙传芳率领其部队负隅死战，南昌得而复失者数次。主席到后，就在十一月十日击溃孙传芳军，再克南昌，并确实保有之。于是江西全省，不久就整个入于国民革命军的范围。这时候，主席于江西战役中，曾抽身前往北路正面前线，并于九月七日打下汉阳汉口，十月十日打下武昌。十一月十七日，主席由九江启程，二十日抵南昌。民国十五年年底，进兵福建和浙江。
在北伐期间，主席常常亲到前线督战。当攻武昌的时候，总司令部设在李家桥火车上，指挥部设在南湖，他在总攻击的前夕，要亲自到城墙的附近，向部下训话。当时许多人和俄国顾问都劝阻他说：“总司令不须如此冒险，亲到火线上去。”但他终于亲自到前线，对围城的部队说：“明天一点钟总攻击，你们一定要攻进武昌城，假使明天攻不下来，你们不要见我。我今晚不走，就在此地等着。”以外如攻南昌以及其他重要战役，主席也常亲临前线，身先士卒，实际督战。
这时候，北伐军声势之盛，民众们欢迎国民革命的热烈，真是旷古所未有。“箪食壶浆以迎王师”这句话，正是国民革命军和全国国民精诚合作的写照。北伐军事的进展，异常迅速，固然是主席指挥若定，运筹有方，军士受主义的熏陶，深具勇敢牺牲的精神，而民众的欢迎与协力，也是国民革命军北伐胜利的最大原因。
民国十六年一月，国民革命军攻入浙江省，以破竹之势，二月中攻克杭州，三月中克复上海南京，于是主席和他的同志们，就遵奉国父的遗志，建都于南京。四月，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主席不敢安逸自懈，决定马不停蹄，继续北伐。遂任何应钦为第一路总指挥，李宗仁为第三路总指挥，主席自兼第二路总指挥，激励三军，准备用全部力量，以一鼓之势，直捣当时军阀最后的根据地——北京。
三五、革命军事之挫折
民国十六年的春天，主席指挥国民革命军的庞大兵力，打下南京，建立国都后，北方政局，发生动摇，正在这最后一击的紧要关头，忽然革命阵容的内部，突起变化，共产党员在内中挑拨离间，使革命武力为之分化。
时国府成立，继续北伐，四月下旬，克复徐州，中路军同时也克复开封郑州，这时乘胜直捣北京，已是很近便的事，忽然党国内部，发生肘腋之变，武汉方面在共产党操纵之下，突然称叛，组织所谓东征军，由长江顺流而下，已到九江，江浙局面，立刻就严重起来。于是主席忍痛急令前敌北伐军向后撒退，以巩固首都，应付此严重的局面，同时主席为顾念党国，呼吁团结，不惜牺牲个人，洁身引退，遂辞职下野，于八月十二日，俏然离开了南京，十三日在上海发表下野宣言，离开了拥护他崇拜他的军民而去。十五日，主席返奉化故里，探视他的久别的亲族，以及先人庐墓，九月末，他偕同当年的同学友张岳军一同离开祖国，往日本去，在十月十三日抵达东京。于是国民革命军的北伐大业，只得中途停顿下来了。
民国十六年主席的下野宣皆，是革命史上重要文献之一，内容大要，最初说：“中正受命党国，统师北伐，忽逾周岁。直捣燕冀，愿犹未遂，而环顾周围，党国则呈分崩离析之表象，人民则陷忧惶困惑之深渊。同隶青天白日之领域，而自相离携，同揭三民主义之标帜，而俨分渭泾。民困无由解救，大计因之稽延，追原祸始，实由共党挑拨之阴谋所致，而武汉同志不察，异议所加，集于中正，远道难详，莫明真相。中正毁誉得失，何足措意，惟当此军阀待歼，共逆未净，长此相煎手足，稽延讨伐，快心者伊谁？受祸者何属？稍有人心，云胡不恫？”继即列举CP蓄意纂逆破坏革命的种种阴谋，主张驱逐俄籍共党顾问鲍罗廷，各地实行清党，并希望同志团结，军事继续。最后说：“今既疚戾于一身，即应自劾而归去，解除职权，以谢天下。仍以党员之资格，努力于党务；以国民之资格，请献于党国，更以袍泽相从之旧谊，对国民革命军事，贡其一得而辅助其成功，以完总理求中国自由平等之遗志，以慰战死先烈在天之英灵。一息尙存，此志不懈。谨此宣言，以当息壤。
主席下野以后，群龙无首，革命的阵容异常紊乱，先前给革命军打溃而北窜的孙传芳军，就乘虚而下，于是徐州蚌埠相继失守，孙军并且攻达龙潭威胁首都，北伐的情形，到这时候便完全逆转了。
三六、幸福的新家庭
民国十六年八月，主席下野以后，和知友张群及从者一人，于九月末东渡，经云仙神户，于十月十三日抵东京。
主席到了东京，就过访国父的朋友老革命家头山满氏，头山满氏就代为商借了邻居川野长城的二楼三间房子，供主席居住。主席在川野家住了短短的十天，便又匆匆整装，赴箱根日光各地旅行。
主席赴日后，国内军心动榣，群情企望，主席为国内的热烈民众所感动，同时也因为同志的规劝和自己爱国心的驱迫，不能恝置，乃于十一月八日返国，十二月一日和宋美龄女士结婚于上海。
主席从前是结过婚的，他的结发妻是毛夫人。毛夫人是中国旧社会中一个典型的贤妻良母，性情温和，但是不能适应时代潮流。主席既然在外面做伟大的革命工作和政治工作，他的革命生活和政治生活中，不能缺乏一个干练而有现代思想的夫人做他的内助，否则他的生命将感到空虚，这是能影响到他伟大事业的成就的。毛夫人完全是一个旧式妇女，她娴于持家孝姑，相夫育子，但不惯于伴同主席在外面过忙迫而繁杂的政治生活，因此她为主席的事业计，表示自愿和主席离婚，主席为两人的生活习惯着想，就同意和她离婚。
现在，主席是重复自由了，他可以追求一位学识能力都很高的女子，做他恋爱的对象，而宋美龄女士，恰是合乎他的理想的女性。宋女士是一位才貌均优的现代女性，主席得到了她的青睐，他就获得了新生命，而这个目的最后终于达到了，结果就是民国十六年十二月一日，主席和宋女士美满婚姻的成立。.
民国十六年十二月一日下午四时，在上海大华饭店的礼堂上，主席和宋美龄女士，举行着华贵而庄严的结婚典礼。当时贵宾满座，中外新闻记者蠭集，在宾客的一片颂辞和摄影记者的镜头开关声中，完成了他俩一生最幸福的最可纪念的一幕。那天他们的婚礼，证婚人是蔡元培、余日章，介绍人为谭廷闿、何香凝、王正廷。这时候，主席年四十一岁，夫人宋女士芳龄二十六。从这天起，主席和夫人开始了幸福的新家庭生活。主席当时发表感想道：
“我今天和最敬最爱的宋女士结婚，为有生以来最光荣最偷快的事。结婚以后，革命事业定更有进步，从此且可以担任革命的大任。家庭就是社会的基础，想改造中国社会，必须从家庭起，宋女士对我的意见向来同感。我们的结婚给中国旧社会以影响，同时又给新社会以贡献，此后二人愿同为中国革命基础的建设而努力。”
主席心中的快乐和满意，以及他的横溢而不能遏制的热情，已经从这一节话中充分流露出来了。
蒋夫人宋美龄女士，广东中山县人，是国父夫人宋庆龄女士的令妹，她少年时留学美国，毕业于美国韦尔斯来女子学院WellesleyCollege，出身于一个信奉基督教的家庭。她虽出自华贵的门第，却没有那些摩登女士贵族夫人的习气，有一个温柔和善而华贵的容貌，一口流利的英语，她的行动敏捷而活泼，富于组织力，性情是既慈善又勇敢，文字和口才都很擅长，她真不愧为中国新女性的模范。在主席的政治生活中，她贡献她全部的精力给她的丈夫，同时也就是给我们的国家。
主席自从和宋女士组织了新家庭以后，他的生活更充实了，事业也更开展了，他之成为新中国的伟大领袖，完全是他和宋女士结婚以后的事。蒋夫人对主席的帮助很大，尤其当主席接待外宾，或者处理国际来往的事，总是由夫人协助招待，兼充翻译。蒋夫人自从和主席结婚以后，她更有机会发展其才能贡献其能力于国家，她在社会上和国际间的声誉日隆，一般人对她有更清楚的认识，从前有些人误解她是一个娇生惯养的贵族小姐，现在才知道，她是如此仁慈而又勇敢，如此多才多能的一位女子，她能和主席共患难，一同担当建设新中国的大任。
现在她已成为全国妇女的领袖了，自从抗战以来，她在组织妇女慰劳伤兵和保育儿童的工作上，有卓越的表现，她的声举尤其蜚声于国际，如三十二年底的开罗会议，蒋夫人随主席和罗斯福总统邱吉尔首相四人会晤于一堂，载誉归来。以及同年二月间访美之行，以中国人士首次出席美国国会而发表演说，盛况空前，震动全美，在美国政治界留下永远深刻的卓越印象，为国宣劳，载誉而返，她对于抗战建国的功绩，已为即使最顽固最保守的中国旧社会人士所共同承认了。
一般人以为她的仁慈，是受了基督教的培养，她的勇敢行为，是受了美国教育冒险精神的影响，至于她这种天性的发展，则是她自小所受的良好的家庭教育。
主席的宗教信仰，受到蒋夫人的影响很大，蒋夫人曾在一篇文章《我的宗教观》中，叙述到他们家庭中的宗教气氛，兹节录如下：“我知道我母亲的生活，与上帝非常接近，我认识我母亲的伟大。我在幼年时对于母亲强迫我的家教训练，多少有些不肯受命，但我相信这种训练，给我的影响很大。那时的家庭祈祷往往使我厌倦，我就借着口渴为推托，偷偷地溜到外面去，这常常使我母亲烦恼。那时我也像我的兄弟姊妹一样，必须常常上教堂去，而冗长的说教，使我觉得非常憎厌。可是今天想起来，这种常上教堂的习惯，养成了我作事的恒心，这真是深可感谢的教训。
母亲的个性，处处表示出她的严厉刚强，而绝对不是优柔善感的，母亲那时虔诚的祈祷，是我幼年生活中最深刻的印象。她常常自闭于三楼的一间屋子里，举行祈祷，祈祷的时间很长，有时天没有亮就开始了。
…………
回忆我若干年来的结婚生活，我与宗教发生关系，可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我极度的热心与爱国，也就是渴欲替国家做些事情。我的机会很好，我与丈夫合作，就不难对于国家有所贡献了。
我虽有这样的抱负，但只赖自我，我实在还缺少一种精神上的定力。
接着是第二阶段，我在上面已说过的种种忧患，使我失望悲观，颓丧消极了起来，到慈亲去世，真觉得眼前一团漆黑。北方有强敌的铁蹄，南方有政治的裂痕，西北旱荒，长江水灾，而最亲爱的母亲，又给上帝呼召了去，除了空虚，我还有些什么呢？
我母亲的宗教精神，给了蒋委员长很大的影响，我于是想到，我在精神方面，不能鼓励我的丈夫，实在觉得万分遗慽。委员长的太夫人是热心的佛教徒，他的信仰基督教，完全由于我母的劝导。为了要使我们的婚约得她许可，委员长允许研究基督教义，并且诵习圣经。后来我发现他谨守前约，我母去世后，也丝毫不变初衷，但教义中，他起初很有一些不能了解的地方，读时很觉沉闷。他每天诵习旧约，苦思冥索，自多困难，所以我在日常谈话中，实有把难解之处，委婉示意的必要。
第七章创立划时代的功勋
（民国十七年至民国二十年）
三七、继续北伐
主席结婚以后，正想在新家庭的融洽空气中，和夫人度着甜蜜的生活，但危难中的国家和受难的人民，在迫切地等他出来，不让他有舒适的机会。
十六年十二月一日，主席组织新家庭后，同年十二月十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议决：“请蒋中正同志继续执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权。”同时打电报催促主席，要他赶快从上海回南京复职，继续努力，完成革命全功。
中央既决议请主席回京，前方士气大振，何应钦于十二月十六日重复克复徐州，大局便稳定下来了。
民国十七年一月四日，主席回到南京，一月九日，通电继续行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权，同时赴徐州检阅军队。其时北伐军的组织，改旧第一路军为第一集团军，主席自兼总司令，以刘峙、陈调元、贺耀组方振武分任四军团总指挥，以何应钦为总部参谋长。此外，以冯玉祥为第二集团军总司令，阎锡山为第三集团军总司令，而驻在湖南湖北一带的革命军队伍，后来也改编为第四集团军，以李宗仁为总司令，担任北伐各军的总预备队。
一月十五日，主席在徐州召开军事会议，会议后，立刻就到河南去会见第二集团总司令冯玉祥，商议进兵作战的计划。不久，就回到南京，布置后方一切军务。三月末，主席又到徐州，指挥前方军事，四月九日，下总攻令，于是百万大军，继续向北方进击，气势很盛，进展迅速，到了四月三十日，就占领了北中国重镇山东省城的济南。
帝国主义者是军阀的靠山，军阀是帝国主义者的爪牙，这话在主席的北伐总司令就职宣言内，早就讲得很明白，现在军阀既已到了穷途末日，帝国主义者自然要猴急起来了。
在上一年革命军北伐军事进展迅速，大兵直扑津浦路时，富于侵略性的日本政府曾一度出兵济南，预备予日暮途穷的军阀张宗昌等以实际援助，后来因为党国内部发生纠纷，革命军事因以顿挫，军阀得苟延残喘，不久日本政府就掩旗息鼓撤兵而去。现在，国民革命军又以更旺盛的气势，直薄济南，日本政府不惜再度出兵，从胶济路侵入济南近郊，包围攻克济南城的国民革命军，并且派兵闯入交涉署，把革命军的交涉使蔡公时及其随员，用种种不人道的非刑将其戕害，这就是有名的五卅惨案。五月八九两日，日军变本加厉，炮击济南城，杀害我军民甚多，交涉无效。
主席分析当时的局势，以北伐为重，如停兵抗持，反堕于敌人的阴谋奸计中，于是忍痛下令，命革命军退出济南城。于是方振武、刘峙各军的一部，在五月十一日的早晨突围而出，渡河北上，其余各军也绕道北上，战事顺利，第三集团军在五月廿六日占领了保定，张作霖在六月三日仓皇出关，革命军就在六月八日打下了北京。北伐的目的，到这时可说是大部完成了。
七月二日，主席在炎热的天气中，怀着火一般的热情，来到北京，谒告停厝于西山碧云寺的国父灵榇，向国父在天之灵说，他已遵从了国父的遗志，率领了百万大军，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协助，完成了北伐的巨业了。
国民革命军北伐军事，从十五年夏天开始，到十七年初夏完成，虽然经过了三个年头，实际上不到两整年的工夫，进行不能不算顺利，成功不能不称伟大，但艰难牺牲，也不可谓为不巨。所以主席在北平，自撰告国父文中有谓：“三年之间，党基濒于死亡者凡五次，革命势力几乎覆败者凡十五次。”成功后追念到当日的艰难奋斗，真有万感交集不堪回首之慨。
三八、统一全国
国民革命军攻克北京后改称这个古老的都市为北平，这个夙称古都的燕京，从此失去了几百年来政治中心的地位，而成为一个崇高的文化中心地。这个建筑闳丽风景幽美的花园城市，每年吸引了成千成万的中外游客。
现在，中国全国除东三省外，已完全统一于青天白日的旗帜之下，受国民政府的统治了。这时候，东三省的统治者是张学良，他的父亲张作霖已在六月三日兵败出关时，在皇姑屯车站，为日本阴谋所害而死于非命了。张学良在那时可算得是一个比较有现代国家观念的青年将领，他既痛心于父亲的惨死于外人之手，更不愿自己负破坏国家统一之罪，加以全国革命军的势力，也不是他东三省一地所能抵抗的，这时候以和平方法使东三省接受国民政府的统治，固然是全国朝野的希望，也是张学良所愿意的。但因为东三省在国际外交上的特殊关系，使他不得不考虑拖延了若干时候，直到十七年十二月十九日，张学良才实行易帜。从这一天起，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乃高扬于东三省各地，这样，中国全部，就在主席辛苦领导之下完全统一了。
中华民国十几年的分崩离析的局面，在主席手里正式结束，而创造一个崭新的统一的局面，这统一的局面，是困于内乱外患交迫中的全国同胞所热烈企望的。主席的功绩，真可说是划时代的伟大了。
主席统一了国家，心里自然很高兴，他并不是因为伟大功业的成就而喜，高兴的是他已遵奉国父的遗志，统一了全国，从此可以建设三民主义的新中国，拯救在苦难中的全体国民了。主席完成北伐统一全国时，年四十二岁。
三九、平定内乱
到民国十七年年底，祸患中的中华民国，在主席伟大领导之下，总算是获得统一了。可是国家离康庄的大路还很远，三民主义还没有实现，建国的前途尙多障碍，主席刚成就了他勋业的第一步，立刻又临到更艰巨更伟大的第二步。
民国十八年初，主席居南京，因北伐完成，召开军事编遣会议，以解决地方封建势力，而建设真正足以自卫的国防军。乃因各省领兵者意存观望，缺乏诚意，未得结果。这一会议的失败，显示着若干有力者尙未能脱离封建思想，预兆着中国的祸患正方兴未已。
民国十八年，是中国多事的一年，有湘变，武汉异动等。
原来武汉中央十六年虽归并南京，但仍设政治分会，形成别一系统。十八年二月，武汉政治分会滥施职权，突免湘省主席鲁涤平之职，代以何键，并由夏威胡宗铎派队入湘，实行驱鲁，这就是湘变。国府对此，即着蔡元培何应钦李济琛等查办，结果分会主席李宗仁未予处分，仅免去当时政治分会数委员之职。武汉方面蓄意违抗，于是湘变即转为武汉与中央的正面冲突。
三月，中央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对党政一切有剀切指示。自从民国十五年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会于广州，其后因为北伐和清党的关系，全国代表大会已经有三年没有召集了。主席认为这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本党历史和中国革命的历史上都很重要，在中国革命过程中是一个重要关键，主席认为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责任，实不下于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因为三年之中，随着北伐完成和全国统一，有许多党务问题和政治问题，都要大会来解决。
这时候，武汉的局面更紧，他们决以武力反抗中央。大会以后，国府遂下讨伐令。四月一日，中央军克黄州，海军于是日克刘家庙，局势急转直下，何键就任中央所委第四路军总指挥之职，通电拥护中央，武汉战事遂迅速告终。
不料一波甫平，一波又起。五月，西北军忽在豫省称乱，幸中央处置得宜，一面调兵征讨，一面请阎锡山主持召开太原会议，商讨和平解决的方法，幸有成就。于是轩然大波，无形消灭。
七月，主席赴北平，和张学良阎锡山举行会议，商讨国是。八月，中俄两国在东北边境，为中东路问题发生冲突。主席这时处理内外大计，煞费苦心，幸中俄双方均不欲事态扩大，遂得休战言和。
十一月，西北事变方告解决，而石友三等异动又起，均以主席应付适宜，未成巨祸。
民国十八十九两年，中国内乱频仍，主席苦心支捧，全国同胞望治心切，乃能拨乱归治，奠下统一的基础。
四〇、安内攘外的大计
民国二十年五月，中央召开国民会议，主席代表政府，演讲努力训政之大业，他这时年四十五岁。
出席国民会议的代表，是全国各业的有力人士，来自全国的每一地域每一社会，他们应政府的邀请而出席，因其时一般人未能明了政府施政的方针，误以为中国国民党以党治国，即永远一党专政之谓，中央因召集国民会议，由主席报告训政之目的，即在实行宪政的准备，国民党以伊尹周公之心，作辅政育民之事，待人民能实行四权，社会建设略有端倪，国民党自当还政于民，遂其素志。主席苦心向各代表剖解训政的意义与目的，即在使全国人民共体此意，而社会有力人士，不为封建主义之利用，作推波逐浪之举，以助长国家的分裂。
这时候的中国，承大乱之后，百孔千疮，正需维持统一的局面，从事建设，培养民力。正在这国力空虚的时候，而外患却乘虚而入。
二十年九月十八日晚，日本帝国主义，以阴险的预谋，用突击的姿态，实行其蓄意已久的侵略中国的国策。它借口中村失纵事件，不加警告，突然炮击我沈阳北大营，次日晨就占据我沈阳城，继续发动攻势，陆空配合，向我东北境内各地节节侵进，守土长官毫无准备，以致长春营口吉林等要地相继失陷。主席在这严重的时候，高瞻远嘱，沉着应受：他看清楚敌人的阴谋和野心，体念到当前重大的民族危机，除一面指示当地驻军及义勇军实行杭战，予敌人以不断的打击与消耗，以制止其无限制的幸进心理，并保持我民族精神的尊严外，同时鉴于救国御侮，必须自力更生建设国防，目前尙非全面抗战之时，因此确立了安内攘外的大计，以为日后遵行抗战建国国策的准备。
十一月，中国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外患严重国际交涉声中开幕，旋于十二月间接开一中全会。
敌人侵略有加无已，国际交涉亳无进步，这是“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数个月内的情形，主席公忠体国，隐忍持重，任劳任怨，在内外情势的重压之下，心力交瘁，但仍未能尽得各方的谅解，乃于十二月第二次宣告下野，同时国民政府改组，由孙哲生氏任行政院长。
第二年，即民国二十一年，中国的患难非但没有好转，而且更深刻化了。日本帝国主义者对我侵略，变本加厉，步步紧逼。东北的事变一天天的扩大，到了一月二十八日，驻在上海的日本军队，突然又向我开衅，由虹口进攻我淞沪路天通菴车站，我驻沪第十九路军就奋起抗战。二月，国民政府通电自卫，并迁都洛阳，以示决心。这时候，全国在内忧外患中，民心恐慌，主席应全国同胞喁喁之望，毅然入京，负起救国的艰巨任务，就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之职，一面立刻下令在淞沪外围警戒待机中的中央第五军第八七第八八两师，以生力军的英勇姿态，开入前线，坚毅作战，予敌重创，淞沪战事相持至二月底，双方伤亡重大，然我方因国防落后，实处劣势，遂于三月四日在相当的可以容受的条件下，协议停战。
三月，东北伪满溯国傀儡组织成立。五月，日军攻入热河。主席正视现实，忍辱负重，除密切注视国际事态的发展外，愈加强其充实国防准备日后大规模抗战御侮的决心。
未完待续
整理者：白莲居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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