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权先锋女性意识觉醒的年代

她说

年12月26日，鲁迅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曾做过一次演讲《娜拉走后怎样》。他说：娜拉既然醒了，是很不容易回到梦境的，因此只得走；可是走了以后，有时却也免不掉堕落或回来。否则，就得问：她除了觉醒的心以外，还带了什么去？

李银河曾说：“长期以来妇女所面临的选择或者是被排除在权力机制之外，或者是被同化在男性的阴影里，妇女独特的价值一直难以实现。”

作为“第二性”，女性长期生活在“黑暗大陆”之中，成为沉默的一群，无法发出自己的声音。

作为长期　　

在我为《纽约》杂志撰写关于她成立的社区托儿所的事之前，我们就已经见过面了。我们在童椅上坐着，吃着放在纸盘上面的午餐；她的一个助手，一个年轻的意大利激进派，告诉我们说他很悲伤：他爱的那个女孩不想跟他结婚，因为他对她说，结婚后他不会允许她去工作。当时，多萝西跟我还不太熟悉对方，但是我们开始指出女性赋权、性别平等和他所秉持的那些激进政治观的平行关系。原来真的有效。

因为我们一对一地说服成功了，多萝西建议说，我们应该组个组合，给一群人讲我们的看法和主张。这样，我们都可以谈谈我们不同但又平行的经历；当我停住，完全不知道说什么的时候，她就可以补上。

很快，我们就发现，我们这一个黑人女性和一个白人女性组成的组合，比起我们单个的演讲来说，吸引了更多元的听众。我还发现，如果我对听众坦白我对公共演讲的恐惧，他们不仅会很宽容，还会给予我同情。公共意见调查指出，比起害怕死亡的人，害怕公共演讲的人更多呢。我不是一个人。

我们从学校的地下室开始，最初只有几个人，坐在折叠椅上听我们说话。后来，我们发展到在社区中心、某联盟或协会的礼堂、郊区的剧场、福利权倡导团体、中学的健身房、基督教女青年会，我们甚至去过一两个足球场。

很快，我们就发现，人们共享的那些人类本质还有个人的独特性比任何出生时被定下的标签都要有价值——无论是性别、种族、阶级、性向、民族身份、宗教信仰或是任何什么别的东西。这是我没有把在路上的个十年用作参加类似商界和专业女性协会、美国大学女性协会组织的会议的原因，甚至连全国妇女协会都没有参加过。

我朝九晚五地踏上前往各大院校、全国福利权利组织和农场工联合协会的会议的旅途——农场工联合协会是一个由文书员工自发组成维护他们自身权益的新兴组织。除此之外，我还参加了女同性恋小组的会议，她们有时候会被主流女权主义者和男同性恋们排斥；此外还有反对越南战争的政治倡导活动以及新女权主义候选人的助选活动。

慢慢地，我们开始这样看待我们工作的本质：我们在创造一个空间，让听众们可以形成一个大的围圈谈话，以让她们意识到，她们所经历过的那些不公平，或者那种想要维持自身特质同时又成为群体的一部分的想法，既不疯狂、也不孤独。就像在那多年前的印度，她们讲自己的故事一样。通常，这样的围圈谈话的时长是我们开场演讲的时长的两倍。

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我们次开始公开讲话的时候，对越战争是社会活动的最主要诱因。大楼被人群占领，征兵证都被焚烧了。与此同时，同性恋平权运动也从地下走到公共范围中，土著美洲人运动则在尝试抗议那有目的地毁灭、抹杀他们语言、文化和历史的行为。对自由的向往是有传染性的——过去如此，现在也如此。

几年之后，还是20世纪60年代，比我大概年长十年的女性们开始反抗城郊的“女性的奥秘”，就像贝蒂·弗里丹（BettyFriedan）在她的畅销书中一针见血指出的那样，要求得到女性在有酬工作当中的正当地位。

▲贝蒂·弗里丹

弗里丹大胆地指出，女性杂志强加到读者身上的是美化了的消费者角色——说实话，虽然这是广告商强加到编辑身上的——但是更年轻、更激进的女性们想要的，不仅是一份工作和一块已经存在了的派。她们想亲自来一起烘焙一个新的派。

最终，这些更加保守的女人达成了一致意见——女权主义应当包括全部女人——女同性恋者、靠福利过活的女人，还有被紧紧缠绕在一起的性别和种族影响的有色人种女性等所有人——而在听到“内部系统改良和外部革命同样重要”这样的观点时，性别和阶级上更加多元的激进派们也不再对它嗤之以鼻并高高在上了。

虽然这些不同的社会活动群体从不同的地方开始他们的旅程，也曾经创造了痛楚和误解，但是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之前，她们走到了一起，结成了一同运动的倔强而理想主义的、多元而又有效的部分。

我刚好夹在这两队女人之间——一队在尝试融入，而另一队在尝试改造自己。但由于我当时只有30岁出头，我被更加激进、更加年轻的一队吸引过去了。我没有结婚，也住在郊区。

我一直都在工作、付出劳动，但是在新闻行业的性别区隔，那就不是玻璃天花板了，简直就是玻璃盒子；另外，在印度的经历教会了我——变革是要从底层开始的，就像一棵树的生长一样；还有，种族、种姓歧视会使女性受到的压迫以双倍、三倍地增长。

很快，女权主义以星火燎原之势席卷各地——有些人看待女权主义，就如同看到山林火灾一样，会在心里敲响警钟。对宗教右翼、大部分主流人员来说，我们是在藐视上帝和家庭，还有父权主义。

对于左翼和一些主流人员来说，提起妇女问题其实会使人们分散对阶级斗争、种族斗争还有其他更加重要斗争的注意力，因为男人也会受到影响。

可是，“平等”这概念是如此具有传染性，以至于右翼的人很快就把女权主义定义为是危险的，并把它跟现实人文主义、无神论的共产主义摆到一起。美国主流派别开始支持在公共意见投票中要“平等”，虽然这里面的一些问题仍然被定为简单的“生命”问题——比如说性骚扰和家庭暴力。

在多萝西怀上孩子之后，她决定要减少旅行，而我的拍档们就变成了一些朋友或是同事，比如玛格丽特·斯隆（MargaretSloan），她是一位来自芝加哥南部的黑人女权主义诗人、社会活动家；还有弗洛伦斯·肯尼迪，她是一个民权主义律师，也是一位永远出口成章、魅力四射的演讲者。

尤其是弗洛伦斯，她改造了我。比如说，当我感到我必须要用数据来说明歧视的存在时，她把我拉到一边。“如果你倒在水沟里，脚还被一辆卡车压住，”她耐心地说，“你可不会先叫一个人去图书馆查查那个卡车多重吧。你肯定是想办法把它弄走呀！”

我总是先发言——如果我跟在弗洛伦斯后面发言，我就会把气氛的高潮浇灭——然后我们都会谈我们自己经历过的、眼睁睁看着才华因被想象出来的种族、性别、阶级、性向限制而被浪费的事件，等等，还包括“男性气质/阳刚气”的桎梏如何限制男性发展。

为了使演讲者和听众之间达到平衡，我们尽量做到把时间平等地分配给我们的讲话和听众的自由发言。我知道当会场一端的一个人提出一个问题，而会场另一端的一个人应答时，我们的工作便奏效了。人们站起来，谈论着那些他们可能没跟任何朋友讲过的想法或是经历。

作为演讲者，我们又一起或分别地否定了另一个用来打击女权主义者的标签：我们都是“白人中产阶级”，这是当时媒体使用的一个短语（还有现在相信当时那些媒体剪报的学者），弄得好像这是的一个描述妇女运动的形容词。

实际上，个全国范围内的妇女对性别平等概念的调查显示，相比起白人女性，有超过一倍的黑人女性支持性别平等。如果这个调查包括了拉丁裔人、亚裔美国人、土著美国人和其他有色人种女性的话，调查结果可能会更加戏剧化。

毕竟，如果你曾经经历过一种形式的歧视，你会更容易发现另外一种形式的歧视。还有，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是紧紧扭在一起的——就像格林尼女士和其他千千万万人经历过的那样——这两种歧视不能分开来挑战。

我与一个多种族人员组成的队伍一起踏上旅途，他们教会了我一些关于这个国家的重要而又使人不安的现实。比如说，虽然我们都在谈论着妇女解放，但是，记者会问我关于妇女的问题，而问多萝西、弗洛伦斯或者玛格丽特关于民权运动的事。这是真的——即使弗洛伦斯比我年长18岁、是一位非常公开的女权主义律师，也改变不了这一点。

后来我们学会了，首先让这样把我们区别对待的行为继续一小会儿，然后再抗议——弗洛伦斯用愤怒、幽默或引用历史来应对，而玛格丽特则会背诵起索茹尔内·特鲁斯（SojournerTruth）的诗句“可我不是一个女人吗？”来反驳。这只是大问题的一个小小表现而已：许多有色人种女人在女权运动中做出的先锋贡献，在媒体中被隐形了。因为影像可以遮掩真实，所以只有数十年的斗争才能让这不变成自我实现的预言。

有的时候，性别政治以非常小而又奇怪的方式存在。比如说，在我三十五六岁，宣称自己是一位女权主义者之前，曾经被称为“漂亮女孩”。在那之后，我发现我被称为“美人”。我的外表前所未有地成为描述我时要提到的事，还有就是，别人告诉我说，我的样貌是我得到这些注意力的原因。

在年，《圣彼得斯堡时代》报纸头条这么说，“格洛丽亚的美丽遮掩了她的政治目的。”几年之后我才搞清楚，对同一个人突然改变评价的原因。我被拿来跟“女权主义者在传统意义上毫无吸引力”这种期待作为比较——然后描述我跟那刻板印象的强烈对比。潜台词是：如果你能找到一个男人娶你，你要什么同工同酬呢？

这样的事情演变成了一种攻击——有人说，别人愿意听我演讲，单纯是因为我的样貌，还加上了媒体编造的一些推论。虽然在那个时候，我的整个自由撰稿的职业生涯里，从来没有人跟我说，我的文章得以刊登是因为我的样貌，但现在，无论我工作多么努力，“样貌”却成为了解释一切的理由。更别说有的时候，事实恰好相反——我的文学经纪人曾经帮我联系到一个国家性杂志社的编辑，而那个编辑把我打发走了，说，“我们不要一个美女——我们想要一个作家。”“她所成就的一切只是因为外表”这样的偏见，这种人的指控一直阴魂不散，甚至陪伴我进入老年。

幸运的是，旅行和演讲让我接触到了许多充满南方气息的、有常识的听众。比如，有一次，一个记者提出关于我外貌的问题，好像这件事比我讲的任何一件事都重要，一位年长的女士从听众群中站起来。她说：“别担心，亲爱的，”她用令人心感安慰的声音说道，“对能够参与游戏——并且赢——的人来说，能说‘这个游戏值个屁。’很重要。”

我也从我的演讲拍档身上学到了很多。特别是当我们在南部的时候，听众中某个男人可能会想一个黑人女性和一个白人女性在旅途上，那她们肯定是女同性恋吧。弗洛伦斯·肯尼迪设计了完美的回应方案：“那你比得上我吗？”

如果有人说我是个女同性恋——在那些日子，所有的单身女权主义者们都被认为是女同性恋——我学会这么说：“谢谢。”这句话没有承认任何事，但是又使指控者感到困惑，既表达了对女同性恋女人的团结情谊，还给听众带来欢笑。

我也开始感激这种只有当我们都身处同一个地点的时候才能达到一致的双向理解。它渐渐地让我觉得，我越来越愿意一个人出去演讲了。紧张感还是会有的，它就像疟疾一样，但是我知道听众也可以成为我的拍档——只要你听得跟讲得一样多。

在我参加了一个作家和编辑组成的小组，准备开办《女士》杂志之后，我不仅为了杂志刊登的题材而旅行、奔走，也要做广告营销——很多时候，对方是汽车制造商，他们会非常不情愿，因为他们深信最终拍板买车的一定是男性；有的时候对方是女性用品制造商，我就得解释，为什么《女士》杂志不刊登、推销关于时尚、美容、烹饪等的广告；还要劝服杂志报刊摊的买卖商家同意卖一本和其他的女性杂志看起来完全不一样的女性杂志。

我记得我是如何穿州过市，给那些在清晨把成箱杂志搬上卡车的人们买咖啡和甜甜圈，希望他们会替我劝服那些报刊买卖者至少打开箱子看一看。

很快，我的旅途任务又多了这些——进行平等权利修正案的倡导活动，参与代表大部分女性的需要和观点的女性参选人或是持有同样观点的男性参选人的助选活动，还有就是给这项我如此关心、热爱的运动筹款。

在20世纪80年代，我出版了我本真正的书——《离谱的行为和日常叛乱》（OutrageousActsandEverydayRebellions），并发现，作为作家的巡回新书推介是一种新颖的公路旅行。居然是有“作家陪伴人”这样的职位的——他们本人通常也是自由撰稿者——然而他们熟悉每个城市，拖着作家们进行签名售书会和媒体见面会。

当时的这些，加上在20世纪90年代我出版的两本书和随之而来的更多巡回推介，我意识到，书店是非常棒的社群中心。任何人都可以来，不管他们能不能买得起一本书。而那为讲话和签售预留的场地，则成了对围圈谈话的邀请。没有任何电脑可以提供这种陪伴，书店越是私人，这样的围圈谈话就越容易存活下来。

我知道某些作家尤其讨厌巡回售书——如果我被迫要不断重复说我小说的情节，我可能也会讨厌——可是我对这些自发的集会非常热爱——在购物中心、大学书店和大型连锁书店、无法取代的特色书店、任何有咖啡的地方、有舒适座椅的地方，还有陈列着书供人浏览来让人们发现他们从未发现的兴趣的地方。

最近，当我的一本书在印度出版的时候，我做了一个巡回推介，从斋蒲尔（Jaipur）到新德里到加尔各答。那些巡回推介会的地点，也是从大的、美好的连锁书店到小的、充满了讨论和艺术的小店。总而言之，如果要我从纽约到开普敦（CapeTown）到澳大利亚到香港选一个地方来闲逛放松，一个书店就可以了。

每个作家都创造了他/她的一片独特世界/风格。我看过贝特·迈德尔（BetteMidler）给她成百上千的、排队排到街区之外的粉丝们签完一本书——与此同时她正戴着一顶神气的、弄得看起来像是一架钢琴的帽子。“伊朗门”武器丑闻中的奥利弗·诺斯（OliverNorth）由两个佩枪保镖陪着出现，一个问题都不回答，只是给《战火之下：一个美国股市——奥利弗·诺斯爆炸性的自传》一书签名。

那位因为组织家政工联盟而获得了奖译者注：奖是由基金会设立的，每年嘉奖数十名在各领域显示非凡创造力的美国人。的蒲艾真（Ai-jenPoo），则干脆把签售会变成了集会。所有人离开她组织的集会时，都认为生命悠长不是一种恐慌，而是福祉——在年前，85岁以上的美国人将由现在的万翻一番——因此，我们需要更多的家庭护工，而这些家庭护工值得跟其他工人一样享受相同的法律权利。

总而言之，我无法想象科技完全取代书店，就像看一部关于国家的电影根本无法取代亲身造访一样。无论我去哪里，书店仍然是城镇广场里我首先会去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