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视插队我为何要把近四年的生命放在延安
文丨蔡大成
作为收藏有一万五千册传记、回忆录的公益国卿传记馆馆主，我也曾写过几篇自己人生片段的回忆录，却一直有意回避写自愿去延安插队的那段经历，因为，那将是心灵的剖析。
我的蔡姓源自古代祭祀祖先时的占卜工具——蓍草与龟甲；蔡氏是主持祭祀占卜的祭司（萨满）家族。这个家族从来不按世俗常理出牌，总是依从宗教信仰行事。周成王时，始祖蔡叔因参与叛乱被周公旦流放。我的爷爷放着云南临沧富裕的乡绅生活不过，偏要带头造反，脑袋被割掉挂在城楼上。我的父亲放着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西北农学院前身）图书馆的厚禄不要，偏要骑着三枪自行车豁命投奔贺龙红军。所以，我放弃去北京郊区插队而选择延安，在家族遗传基因上可以解释。
北京人有句老话叫摆谱。我的初中和高中在北京27中就学，其前身是当年蔡元培任校长的孔德学校。初中教我语文课的是老校长钱秉雄老师，他是鲁迅当年好友钱玄同的大公子，钱三强的哥哥；而鲁迅和钱玄同都拜章太炎为师，所以，若从文化基因传承上追溯，冥冥之中，敢骂袁世凯的章疯子是我学业和人生的心灵导师。瞧瞧这谱摆得大发了吧！年召开纪念五四运动70周年学术讨论会时，我还写了篇学术论文纪念那位不曾谋面的师祖钱玄同先生，认定他是鲁迅《狂人日记》主人公的原型。
我的中学时代很郁闷：父亲关进“牛棚”再被“解放”出来，负责中国科学院图书馆的日常业务，做事更加谨小慎微；母亲因“特务”嫌疑下放到衡水全国妇联五七干校被监督劳动，和阿曾（叶剑英前妻）一起拉粪车，当面目睹过不慎失掉右臂的叶选宁和亲生母亲抱头痛哭。姐姐在延安县甘谷驿公社插队，后来很晚才病退回京。哥哥去了云南西双版纳水利兵团，后来自愿到爱尼族山寨教书。一家人聚少离多，没工夫管我，无意中培养了我独立思考的性格。初三时我写了一篇回忆育才小学生活的作文，居然惹来全校及东城区各校的联合批判，说它是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翻案的大毒草，闹得钱老校长也跟着作检讨。我厌倦在这种不自由的环境下生存，宁可摆脱它，不顺从当局强制性安排，即便只能选择条件更差的，也多少能体现自主选择的意志。
现在想想，当年选择去遥远的延安插队，还有一个人类学原因：原始部落的成年礼要求待成年人远离家园到丛林里过集体生活，聆听部落神话、掌握生存技艺（包括参与猎头战斗），通过割礼仪式“死而再生”，才能回归家园，被认可为部落正式成员。当然还有宗教式的感恩因素，周总理在延安快哭出声来的讲话起了推动作用。我认为曾经从延安走过来的父母那代人对延安老区人民生活仍旧贫困有歉疚，我应该替他们去“还债”，甚而去“赎罪”，内心深处有这个“原罪”情结。
我报名自愿去父母结婚和工作生活过的地方插队，父母没有阻拦。我们选择延安插队的“极端”行为显然有助于驱动大多数人顺从地去郊区插队，当局表示非常支持，还在北京市委大楼开欢送会，我的发言登上了《北京日报》。东城区的欢送会开在大华电影院，看着母亲坐在主席台下脸上浮现出难得的笑容，我心知足了。
我们74届高中生本应年秋毕业，因学制改动延期到年春才毕业。东城区这一届最后去延安插队的有10名同学（不算去余家沟的王同学），其中27中占了6名。按理我们6人应分在一起去延安县青化砭公社，但是，在决定分配时另外几个学校的4名同学意见不一致，要求拿出1人和我们交换。我不幸被对方选中作为交换对象，和周雪莹、王小彬、王卜一起分到了甘泉县王坪公社大庄河大队知青小组。我至今还记得，送别27中同学后我疾走在延河大桥上，泪水不知为何夺眶而出，边走边嚎啕大哭（男儿有泪不轻弹，记忆中是自小时候和哥哥争夺饼干箱失败痛哭后的第一次），引得过路行人诧异地回头看我。我干吗非得做出这样的牺牲，离开最熟悉的同学独身走进陌生的环境？尽管父母都是老共产党员，我至今没有写过入党申请书，没有任何对权力（哪怕小到知青组长）的非分之想，有的只是对这几个人心存同情，感到他们真的需要我援手相助。
一到大庄河就遇到下马威。大庄河知青小组是全延安先进知青小组的一面旗帜，输出过不少知青优秀干部，包括陕西省共青团委书记。当年王岐山都曾徒步来大庄河取经，彻夜不眠地交流各自心得。老知青的精神境界和业绩高度我们绝对够不着。我们来时，队里还剩3名老知青（比我们早来即可称“老”）。记得第二天，老知青就安排我们去十里地以外的石架山背柴。大庄河地处延安、甘泉、安塞三县交界处，离村三五里地的梢沟还保留着大片原始次生林（同治年间的陕甘回民暴乱使这里人口灭绝，农地还原为林地），成为村民的薪柴林。老知青并没有仔细告诉我们砍柴和背柴的诀窍，好不容易砍好柴整好架子就往村里背，谁知柴整的不平，背起来咯人，把身上穿的衣服垫上都不行，走一段就受不了要歇会儿，中间还散了架重整，快天黑了我才勉强把柴背回村，上秤一约只有四五十斤，比老知青那可差远了，连女同学都不如，一下子折了我的锐气。第二年对新来的75届知青依然如此，来个当头棒喝。我现在回过头来想问问老知青，你们为啥当时就没想给我们新知青留下点和你们友爱相处的信心呢？你们以为只有通过这样肉体折磨的“入队式”才能指导我们完成成年礼吗？后来我们逐渐掌握了背柴的要领，最苦最累的活儿不过如此！待我们走时，梢林已经退到十几里地之外；毁林烧荒的事儿也曾不得已而为之（对此我是坚定的反对派）。我们知青的来临无疑在加快破坏陕北的自然环境。
又过了些天，知青小组一起爬山去30里地之外的安塞探访张思德烧炭牺牲的地方。一路上看见有撂荒的坡地被重新开垦，原来是陕北横山逃荒过来的“黑户”在此谋生。公社下令抓黑户，黑户见人就跑，我们知青就有扛枪上山“断”（赶）黑户的，抓不着人就把他们住的土窑洞一把火烧了。黑户最好的出路是能被接受在村里落户，那必须有亲戚关系，还得特别能干活，即便如此，也跟社会最底层的人差不多。我上大学后写了个反映黑户生活的短篇小说发表，好多人看后怀疑是不是真实反映生活？我心说更惨的还没写呢！
在张思德烧炭的地方有两个新打的窑洞作纪念室，旁边就是塌陷的烧炭窑，竖着纪念碑，我们都举手宣了誓。放眼望去，山沟里遍开着疑似罂粟的粉色花，是不是退化了的野生罂粟？村里上点岁数的老乡几乎都见过大烟，更有甚者，竟敢说刘志丹的陕北红军也是双枪。我父亲曾任师摄影科长，有一次对我说漏过嘴，说他们师种过××。这些年看了馆藏《谢觉哉日记》、《霍维德传》、老毛子写的《延安日记》以及陕甘宁边区财政史料，才确认陕北贫瘠的常规资源根本养活不了大规模的外来人口，正是延安大生产时期所种的“特货”挽救了边区财政。这一史实终于在年第8期的《炎黄春秋》上被披露了，尽管招来一片骂声。
说来巧的很，知青小组一共就这么些人，从千里之外偶然聚到一起，其中一位女生竟然是我的入团介绍人的入团介绍人；另一位男生的父亲竟然是我父亲在西南军区当文化部长时的同事；还有一位大庄河老知青在公社当主任，他的母亲竟然和我父亲在中科院图书馆的同一间办公室办公。受大家信任，我被推选为知青小组组长，我们建立了旬日学习制度和集体日记制度，小组每个成员都要轮流记录日记。记得村里老乡都要拿出家里最好吃的东西请新来知青吃派饭，我们讨论过要不要去地主分子家吃饭，最后还是去了，理由也很充足：要实地感受阶级斗争新动向。
我的劳动观很特别。我身子骨单薄，干体力活不行，工分评了7分，只能和妇女最高分扯平。一次背着装有一百多斤谷子的麻袋上梯子往粮垛里倒时，脚踝的筋转位了，留下了隐患，直到现在每次腿脚稍微吃点劲就要转筋。这还算轻的，我们这批知青还有玩命干活导致半月板破裂、腰椎损伤的。比干活下力你比得过老知青和村里老乡吗？在“8平方”的前夕，我在中国社科院参加过一次知识分子会议，我就问在座的诸位，我们跟在学生后面喊口号，你的嗓门比得过他们吗？知识智慧才是力量。父亲讲过他在延安大生产运动中开荒不如别人，他就拿出看家本事用大豆发酵做出酱油卖，结果大大超额完成生产任务。我也如法炮制，我在南口农场学过果树剪枝，就自告奋勇精心管理脑畔果园让苹果丰收，直到现在还朦胧记得哪棵树结的果子最甜。即便如此，我并非犯懒不出力，每天收工后，不管谁轮值做饭，再累我也要挑几担水把知青点的水缸装满，减轻做饭者的负担；这样坚持了数年，居然还有受益人现在不承认当年曾经受过益，唉，天地良心，我真比窦娥还冤！
村里医疗条件差，老乡看病要走很远的路。我就自学医学，胆大包天尝试给老乡看病，当然，风险大的药方还是不敢开的。唤女说她经常肚疼，被我诊断为蛔虫病，依据《赤脚医生手册》上的药方，让她煮柳树叶喝，第二天果真排出很多蛔虫，肚子也不再疼。有一次，我把从北京制作的治疗慢性鼻炎的特效药辛夷花水丸放在炕头，被某女生当成花椒用于炒土豆丝，味道可想而知，闹出了大笑话。可惜，还没等我多治几例病人，退伍军人陈虹来到我们队插队，医院学出来的，做赤脚医生顺理成章，就此断了我做蒙古大夫的美梦。想起来后怕，我无照行医没弄出人命真是万幸！其实农村赤脚医生真有高手，有一次我去下寺湾公社参加大会战，肚里没啥油水犯馋，发现老乡杀猪丢弃的猪胰子，想起我父亲患糖尿病，专门叫我去大红门屠宰场买猪胰子给他治病，就把它洗干净炖了吃。谁想半夜上吐下泻几乎脱水休克了，当地赤脚医生闻讯赶来，二话不说举起一尺长针直接扎进我的胃部，神奇一般止住胃痉挛，算我命大，第二天病就好了。现在村民治病都要去大城市，一人生病就要面临全家返贫，如何是好？
在下寺湾工地干活期间，我抽空去龙嘴沟养蜂场拜访北京支援陕北的干部周崧，曾经当过中央乐团首席小提琴手的他，长期独自住在30多里深、人迹罕至的沟掌上专心养蜂，改良当地土蜂，造福陕北农民。他这种特立独行、默默无闻奉献社会的知识分子精神，深深地打动了我，至今还是我做人做事的圣贤榜样。和周崧相比，我们有些老知青道德行为就不够那么完美无暇、受人尊敬。我自己也有“污点”：例如有一次去另一个知青点交流，不想撞了门锁，天色已晚，只好翻窗进去歇息，留下纸条，被县知青办知道后点名批评。还有一次半夜被裹挟和村里老乡一起去附近石油钻井队偷油管（那种无缝钢管是国家出口等比长度的生猪好不容易从日本换来的），回来立刻压在村口新砌成的沟坝下面当排水管用，还真好使。
在延安，我第一次感受到人生命的脆弱。我见过村里最壮劳力大枣在伐木时被倒下的树杈戳死，生前没一件像样的衣服，死后穿上七套寿衣下葬。我见过在去延安大学的公路上，一辆卡车从我身边急驰而过，把我前面的骑车人刮倒并压了过去，那骑车人脸色瞬间由红变成死灰。我见过年夏天洛河发的特大洪水，洪峰浊浪势如万马奔腾翻卷着人畜尸体咆哮而来。我还见过空军一架国产轰—6喷气战略轰炸机（？）呼啸着坠毁在远处的山坡。还有件事值得表表：我们知青小组的孙同学比较浪漫，在上山送粪的路旁弯身去摘大马茹花，一个不留神差点“淌崖”，被我一把抓住他手给拽上来了。我让他往几十米深的崖下瞧瞧，吓得他腿软坐在地上。八成就是这段难忘的经历促成他写出了著名歌曲《雾里看花》。就连陕北牲口的命也那么可怜：一位慕名来访的新知青坚持要帮我们吆牲口送粪上山，结果他光顾聊天没照看好，让队里最棒的骡子摔死在崖下，记得他说这回该有肉吃了，老乡却搂着骡子的脖子哭。
回到思想层面。我们这代人，凡是父母跟延安沾过边的差不多都有所谓的“接班人”情结（看看现在的政界、军界的红二代，就知道此话不虚），当年主流舆论主张要“反修防修”，生怕赫鲁晓夫式的接班人改变江山颜色。经高中同学后来提示，我记起来毕业前自己提出过“中国必修论”，就此“舌战群儒”而未有败绩。我就是带着这种危险的观点下乡插队的，同时还带上了马恩全集、列宁全集，晚上放下碗筷就在煤油灯下翻读，不敢夸口对马列语录倒背如流，反正这段童子功在上大学逃避军训时派上用场：我引用马克思批判普鲁士军训制度的一段话避免了学校处分。在村里苦读马列原著时，我发现了一个重大理论问题：马列从未说过社会主义阶段有阶级和阶级斗争，是我们的官方理论“修正”了马列（社会主义的定义至今也没人能拿出一个标准答案），这种“修正”和现在所说的“改革”毕竟不是一个词。找到问题症结真是一通百通，由此，我的思想境界挣脱了正统框框的束缚，提前得到彻底解放，逻辑思维也成熟了许多，“接班人”情结烟消灰灭。查当年的日记，我已经敢批评斯大林提前宣布苏联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另一则日记记载：“我国的上山下乡运动与俄国革命初期的民粹派到乡间去的运动有类似的地方。”“农民根本不能解放农民自己。”您听听，够超前的吧。
我们来延安时喊过“扎根农村”的口号，等真到了大庄河，每天工分才有人民币7分钱，靠这怎么养活自己？我曾经来回跑里路到甘泉县城买内部翻译出版的《拿破仑一世传》，上下册一共3.05元，这TM可是我几个月的工钱！我倒是有长期干下去的心理准备，恢复高考第一年时我并没有报名高考。但我意识到，我们不是救世主。在公社、大队随意平调生产队、社员人力财物大搞面子工程（比如，修梯田把生土翻上来几年内长不成个庄稼，等能长庄稼时梯田经不住雨水冲刷也垮了）等等条件下，我们知青小组可没有能耐纯粹靠集体种地把大庄河的工分值搞到每天1块钱以上。一定是我们的制度出了问题。年10月，我考上西北大学经济系。年我在学生自发组织的学术讨论会上宣读了纯粹依据《资本论》理论分析我国农村人民公社是封建超经济强制的土地制度的学术论文，引起全场惊愕；四年后，人民公社宣告解散。听说现在村里弃耕还林，已没有多少人留守了。一旦废除人身依附的户籍制度，人口能自由流动，那里将会恢复为野生动物的天然乐园。
大庄河知青小组一直执行的是准共产主义的大家庭分配制度，全体知青的劳动收入和粮食都混在一起，不分彼此。钱虽不多却能平均分配；粮食不够，大家都吃糠咽菜。我从北京带回来猪油和炒面全贡献出来，大伙儿一起吃就像过节。只是后来出现了小家庭，猪啦粮啦产权划不清楚，经济上才逐渐分开。为何共同财产、平均分配能在表面上行得通？因为多数知青家庭生活条件好，实际不靠知青小组的那点分配维持生存。于是就有同学到县城买点心渣儿、在村里买鸡买蛋等等暗自改善自身饮食的行为发生。现在查资料才明白，集体农庄原来是犹太教在压力下求得生存的一种民间组织形式，没有犹太教义的严格约束，按需分配或平均分配制度是无法维持的。润之先生早年也曾仿照日本新村运动，联合同志者在岳麓山兴办半耕半读的自修大学，结果不也照样作鸟兽散！知青小组若没有共同的信仰维系，也迟早会因分歧、内耗自然而然被拆散。
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延安地处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之间的冲突带，这里只讲强权和血拼，自古就不是知识分子的久留之地；其之所以命名安，正说明原本不安。延是廴字旁，而廴音引，在道教符咒里同样是指引的意思，可惜上边的正字不太正。这个延字太有象征含义了。后来看到父母亲笔所写的回忆录，才得知他们都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挨过整，各自都曾自杀未遂；母亲是儿歌《丢手绢》的原创者，被脱光衣服关在窑洞里三天不许吃饭。她所在的延安儿童保育院总共十几位文化教员就死了两个，生命轻于鸿毛。据说王坪公社对面的山沟里挖出过被自己人杀戮或集体活埋的上百具陕北红军战士的累累白骨。大庄河知青小组老知青们原有的争执多少影响了新老知青之间的关系，翻阅我当年的日记，解决小组内部意见纷争占了大量时间。如果整体上山下乡运动是逆城市化历史潮流的一种“反动”，那么在执行细节上争出你对我错又有何义？在我的公益国卿传记馆，就把国共两党抗战将领的传记放在一起，一笑泯恩仇。
我再没有回过大庄河。大庄河占据了我人生将近四年的青春岁月，留给我的记忆并不全是正面的。来了我不后悔，但也不觉得是什么高尚行为，共赴国难罢了；走了也不留恋，因为我无法直面那些曾经待我如亲人、而今仍旧在贫困边缘挣扎的陕北老乡。我老婆倒是常常念叨大庄河。忘了说明一下，她也是大庄河插队的新知青，比我晚去一年，算是我在大庄河结的缘哈。陕北有句俗话：“老了老，晒甘草，外边干了里边好。”我今年整60岁，身体还挺好。大学没上完退学回京，干过拉板车的、图书资料员、编辑部主任、公司经理、法律顾问，现在从事传记回忆录的搜集和汉字文化研究，编撰出版了《测字解密》、《测字字典》等几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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