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在线严景耀雷洁琼政法与民主推
严景耀和雷洁琼
严景耀和雷洁琼夫妇是著名社会学家，是中国政法与民主推进史上的重要人物，俱为民主促进会的创始人。
严景耀的犯罪学研究
在大学学习期间，严景耀就是一个很活跃的角色，他曾担任过校男青年会会长和社会学会会长。此时社会学及社会服务学系虽属初创时期，但已经开始重视社会调查对于社会学研究的充实与推动作用。年秋，燕京大学开设了“社会调查方法”和“社会研究方法”课程，尚在燕大就读的严景耀选修了李景汉的这两门课程，并实际参与了这几次关于北平乡村家庭的调查活动，受到了社会调查的初步训练。
前司法次长、时任司法部监狱司司长的王文豹在燕大社会学及社会服务学系开设“监狱学”课程，介绍有关犯罪和感化教育犯人的问题。当时燕大在图书馆里仅有20多本犯罪学书籍，基本上是关于西方国家的研究，关于中国的只有一本王元增的《监狱学》。上完这门课后，他下定决心去开拓这片学术上的处女地，在犯罪社会学上做出自己的贡献。
当时司法部的统计材料不够完整，而且可靠性不高，不足以成为研究中国犯罪社会学的根基。严景耀在搜集司法统计资料后产生了强烈的失望情绪，他决心亲自到监狱去直接观察、访问，获得可靠的第一手资料。王文豹时任监狱改进委员会主席，得知严景耀想到监狱做实地研究的想法后，非常高兴，并且利用他的职务便利给严景耀提供了许多方便。严景耀坚决服从老师的安排，老师要他到哪里的监狱去，他都愿意积极配合。年夏天，严景耀提出想到狱中当一名志愿犯人，亲尝铁窗风味，这样“离奇的”想法居然也得到了王文豹的支持。王文豹出面和狱长商量，得到了他热情支持这项计划的承诺。就这样，学校放暑假后，年轻的社会学学生严景耀就被送到京师第一监狱当“犯人”了。
如何研究中国当时的犯罪与监狱问题，并无现成的资料和研究成果可供参考。严景耀当时的学识准备是比较薄弱的。按照社会调查的常规做法，他草拟了一份详细的调查问卷。但当他在狱中当“犯人”时，并没有机会研究犯人，只能借此机会认识犯人。铁窗生涯在旧时代往往是很艰苦的，出于同情并支持大学生研究者的目的，狱长对严景耀这位假犯人表现出了无微不至的特殊照顾，但这很快引起了狱中其他犯人的警觉。三个星期过去了，“纸里包不住火”，狱中人发现严景耀是个假犯人。这时，严景耀由“犯人”一变而为监狱的客人。他可以随便到什么地方去，也可随便找人谈话。由于监狱严格执行保持安静的纪律，在“禁止说话”的虐政下有人和犯人们谈话，对于他们来说简直是一种享受。严景耀由此获得了和犯人们深入谈话的机会。吃过饭，他们就在一起闲聊。一个月后，严景耀和犯人们和看守们都熟悉起来，狱长给了他一个单间，可以和任何犯人在里面密谈。起初他按照预先设计的问卷问问题，有些题外的谈话就另记下来，获得了丰富的一手资料。看守和警察都以为严景耀将来准备当狱官，所以对他很客气，想到什么都对他说。狱内人手少时，严景耀还帮他们当看守。狱长、看守和警察的支持，使严景耀可以自由地接近犯人，和他们进行充分的互动。
社会研究不同于对自然现象的研究，在研究者和被研究者之间，一定会发生彼此的情谊互动，由此影响到研究者是否可以获取真实的事实。在和犯人很熟悉以后，严景耀常常帮助家庭靠近北京的犯人给家里捎信，这也给了他了解犯人家庭情况和社会背景的好机会。许多犯人详细地将他们的犯罪经验告诉严景耀，是为了报答他带信息给家里人和朋友。犯人知道和严景耀的谈话并不影响官方对他们的判刑，所以放心地把有些足以加重他们罪行的事，都毫无隐讳地告诉了严景耀。犯人告诉严景耀的事实与官方的纪录、其他犯人和看守们的反映相互印证，彼此都相吻合，有利于他掌握真实的犯罪情况。有时严景耀为被释放的犯人找工作，有时为他们的家庭不睦和其他的事出力帮忙，由此充分赢得了犯人们的信任和合作。大多数初犯，希望严景耀能帮助他们解决问题；甚至那些职业惯犯，只要他们信任严景耀，就愿意为他做一切事情。严景耀和犯人交上朋友以后，常在他们被释放后，了解到更多的情况。有一次，一个犯人跑来见他，承认对他说了谎话，说自己受到良心的谴责和朋友的非难。
在具体的研究实践中，严景耀突破了按照预先拟定的调查问卷搜集资料的固定程式，以社会人类学的“参与观察”来体验犯人的生存环境，感受他们的喜怒哀乐，把犯罪问题和社会文化环境联系起来予以考察，写出了多篇有深度的研究报告。年6月他顺利完成了硕士论文《北平的罪犯情形》的写作。
研究生毕业后，严景耀被燕大社会学及社会行政学系（年社会学及社会服务学系短期改为此名）聘为助教，担任刑犯学及监狱行政科目的主讲人。在校外，严景耀被选为河北监狱协会执行委员。年，严景耀根据已搜集的中国方面的犯罪资料写成《中国的犯罪问题与社会变迁的关系》，获得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在美国学习期间，严景耀受到共产党员徐永瑛和冀朝鼎的影响，在纽约曾进入工人夜校学习俄文和马列主义，并在芝加哥参加反帝大同盟的活动，这为他以后回国后从事民主运动埋下了伏笔。
雷洁琼的主要社会活动
留学归国，倡导节育
年，雷洁琼与二哥一起赴美国留学。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于美国南加洲大学，获社会学硕士学位，并获得最佳成绩“银瓶奖”。同年返回祖国，在北平（今北京）燕京大学法学院执教。年，她与清华大学的陈过、医院北平第一卫生事务所的杨崇瑞等人共同发起开展节制生育活动，成立“节制生育咨询部”，并在当时的《晨报》出副刊，作节制生育的广泛宣传。这个活动是我国最早提倡计划生育的活动之一。
年3月31日，雷洁琼撰文从“儿童福利问题”谈到了节制生育。她在文中将儿童福利能否得到保护，提高到“影响国家前途”的高度。
挺身抗日，不让须眉
年"一二.九"学生运动爆发时，燕京大学学生走上北平街头，举行反对日本侵略者的示威游行，雷洁琼是燕京大学唯一参加这次游行的女教师。抗日战争爆发后，北平的爱国青年学生纷纷组成抗日救亡队南下。年冬，她放弃了燕京大学的教职，投身火热的抗日救亡斗争，到江西参加战地服务工作，先后任江西省妇女生活改进会负责人、江西伤兵管理委员会上校课长和江西省地方政治讲习院妇女班主任、江西省战斗妇女班干部训练班主任等职。主要活动是组织训练妇女参加抗日活动，举办妇女干部训练班，培训各地妇女改进会干部。此外，她还联合江西各界妇女组成战时儿童保育会，在永新县和赣县成立了两个战时儿童保育院，收容难童余人。这期间，雷洁琼同许多爱国青年合作共事，其中有不少是共产党员，甚至是党的领导干部，如周恩来、邓颖超、陈少敏、陈毅等。她在与这些共产党员交往中，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真正实行全民抗战路线，并有一整套正确的方针政策，有无数具有献身精神的党员，从而逐渐向共产党靠近，并在其影响下开展救亡工作。
追求民主，血洒下关
抗日胜利后，雷洁琼继续开展妇女运动，并针对当时国民党发动内战的罪行，开始积极参与争取民主政治活动，撰写了一系列抨击国民党政府卖国独裁、贪污腐败的文章。年12月，她与马叙伦等人一起创建中国民主促进会。年6月23日，在全国人民掀起反对内战、争取和平与民主的浪潮中，雷洁琼作为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赴京和平请愿的九个代表之一（代表团惟一的女性），赴南京请愿。当代表到达南京下关东站时，遭到国民党特务的强行包围和殴打，这就是震惊中外的“6.23”下关惨案，当时雷洁琼41岁，被国民党暴徒殴打至昏迷。当她在昏迷中醒来时，第一个见到的是中共代表团周恩来、董必武、滕代远、邓颖超等人站在她面前，给予她慰问和支持。随后，她又收到毛泽东、朱德、李维汉、陆定一等共产党领导人的慰问电。这一事件，使雷洁琼受到极大教育，她彻底看清蒋介石假和平、真备战的野心，也从自己的经历中看到蒋家王朝已是民心丧尽。从此，作为民主党派的重要领导者，雷洁琼与共产党风雨同舟，肝胆相照，在争取民主独立，人民解放的伟大事业中，她始终站在斗争的前线。
肝胆与共，参政议政
年，正当解放战争节节胜利，新中国建立前夕，中国妇女全国代表大会于3月下旬在北京召开。雷洁琼当选为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执行委员，4月3日，她在大会致闭幕词。她热情歌颂了城乡妇女的团结一致，并号召广大妇女继续奋斗，争取全国解放的目标早日实现。
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雷洁琼作为民主促进会的八个正式代表之一，参加了国家体制的讨论和制定，同时参与了宣言起草委员会的工作。开国大典时，雷洁琼荣幸地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欢呼新中国的诞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雷洁琼对我国的婚姻法、宪法的制定做了大量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颁布后（年4月13日），她撰写了“婚姻法与儿童保护”一文，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进行了详细的解说。
十年动乱期间，雷洁琼被迫停止一切社会活动。年党中央粉碎“四人帮”，结束了十年动乱。年2月，在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雷洁琼作为全国政协常委，参与修改宪法。在这之后，她拟定了一系列关于民主法制的文章。全国人大五届二次会议，国家又颁布了七项法律，其中对保护妇女儿童的权利方面作出许多具体规定。这些都与雷洁琼的努力分不开。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不久，年初春，雷洁琼以74岁高龄走马上任北京市副市长，主要分管民政、民族和宗教工作。在4年的任期中，她不停地奔走于寺院、教堂、学校和福利企业之间，使许多在“文革”中被关闭的寺院和教堂重新开放。年8月，她又为《中国妇女》撰文，让广大妇女懂得如何依靠法律来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
改革开放后，雷洁琼参与制定了新的婚姻法，并对宣传理解和执行新婚姻法做了大量工作。作为著名学者、教授，雷洁琼对中国的教育事业投入了极大的精力和心血。这不仅表现在她长期担任中国多所大学的教授，亲手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学生，更表现在她对中国教育事业的长远思考和有力推动上，先后参与了《义务教育法》、《教师法》、《教育法》等法律的制定，推动了中国教育的法制化进程。她还是参与制定了香港基本法、澳门基本法，参加了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区徽评选委员会的工作。
雷洁琼是中华妇女的英才之一，她对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贡献，应该说在她人生历程中占有很大的比重，这点仅从她的诸多著述中便可见一斑。她对中国的儿童问题、婚姻家庭问题、妇女的社会地位等方面进行了广泛的社会调查和研究。从理论上对上述问题进行社会剖析，并提出自己独到的观点，这对唤醒当时贫穷落后的中国妇女起到的历史作用是无法估量的。解放后，她为我国婚姻法的制定及有关妇女、儿童及婚姻家庭等问题做了大量的工作和指示，充分体现了她对国家、对民生的高度白驳风那里治得最好白癜风患者体验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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