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论文性别民族国家视域中的宋美龄男女

性别/民族国家视域中的宋美龄男女平等思想陈蕴茜作者简介：陈蕴茜，年生，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教授，南京大学人文社科高级研究院兼职教授。内容提要宋美龄受西方文化影响至深，具有女性独立意识和男女平等思想。但作为蒋介石夫人，其男女平等思想和实践又具有自身特点，在近代中国妇女运动史上占据重要地位。但不论是她提倡的男女社会分工，还是在家国观念下对女性进行的新定位，都是建立在传统男女性别分工基础上，服务于国家民族解放的终极目标。虽然在抗战时期，她的男女平等思想在一定程度上鼓励了女性进入公共领域，扩大了女性的生活范围，但是这毕竟是暂时性的，在家/国一体、家国同构观的影响下，在国家民族解放的框架下，宋美龄的男女平等思想不可能真正促进妇女的解放。关键词宋美龄性别民族男女平等（注：感谢作者授权本平台发布，本文原载于《江海学刊》（年1月）。因篇幅所限，注释从略。）宋美龄是在西方教育下成长起来的女性，因早期受基督教家庭以及后来在美国所受教育的影响[1]，她很早就走出了中国传统男尊女卑思想的苑囿，而具有一定的女性独立意识与男女平等思想，这是她后来能够走上政坛、塑造女性新形象的基础。但是，由于时代与身份的局限，宋美龄的男女平等思想有其特定的内涵，其妇女解放思想也只是民族解放的附属品。笔者认为，从性别/民族国家的维度对宋美龄的男女平等思想进行深入解读，有利于厘清宋美龄在近代中国妇女运动史上的地位，深化近代妇女解放运动史的研究。目前学界尚无学者专门对宋美龄的男女平等思想进行深入解读，笔者就此做一初探。宋美龄的男女地位观宋美龄出身于基督教家庭，童年虽生活在国内，却未受到中国传统男尊女卑思想的影响，具有基督教“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在美国留学期间，进人两所美国著名的女子学校——卫斯里安大学和韦尔斯利学院就读，男女平等思想自然浸入心灵。当时美国女权运动刚刚兴起，从早期她在韦尔斯利女校的受教育经历来看，宋美龄并未受到重大影响，她只是具有女性独立意识。宋美龄回国后，曾进入基督教女青年会做义工，帮助做募捐工作，并加入了热衷于社会服务的上海妇女俱乐部，该俱乐部有名会员，是上海乃至全国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妇女组织，宋美龄担任其中的工业研究委员会秘书。[2]她因此对中国女性的生存环境有了初步的认识，并开始关心工业发展与中国妇女的问题，曾在《字林西报》上发表《工业主义与中国妇女》(IndustrialismandtheChineseWomen)一文。在文章中，宋美龄认为“男人对女人高高在上的态度在中国不存在，男女平等也从未被质疑过”[3]，这是她早期对中国国情了解不够深入而造成的误解，但就她本人而言，认为男女平等是自然而然的事情。“男女平等”是世界范围内妇女解放运动最重要、最核心的问题，也是妇女解放运动最基本的目标。早自18世纪末开始，西方女权倡导者和思想家就从天赋人权出发倡导男女平等[4]，认为两性的平等实质上是自由与公正的体现，因此，在西方历史发展过程中，早期女性主义依据天赋人权的理论来诠释男女平等的内涵，主张人生来就是平等的，不分男女。到20世纪初，男女平等已经成为西方社会的主流观念，在美国接受高等教育的宋美龄或多或少受到影响，并具有了女性独立的思想。年1月，结婚不久的宋美龄曾写信给挚友说：“不认为婚姻应该抹杀一个人的独立自主。因此，我要做我自己，不是将军之妻。这么多年来我就是宋美龄。”[5]后来宋美龄处理西安事变、筹办空军都充分体现了其独立意识和英勇胆识。一般而言，男女不应该平等的观点是针对男女两性的生理差异而提出来的，其依据是女性无论是在体力还是在智力、胆识上均不如男子。宋美龄反对这种男子优越论：“我国妇女同胞一向是被公认为体力较弱的，实际上我们忍耐持久的强韧性和见义勇为的天性，毋宁可说是高于男子”[6]；女性在才智上也不逊于男子，“我可没听说过头脑还有性别之分。”[7]妇女对人类文化发展具有重要贡献：“中国妇女们对于我国古代的历史，曾贡献了光辉灿烂的一页”[8]，她以班昭为例说明“妇女对于文化哲学之进步尤有不朽之贡献”[9]，并强调“智慧、教育、远见、创业精神和勇气，并不是男人的专利品。所有这些品质，妇女也都具备”[10]，但是，男人们却“将妇女限制于家庭琐事，其实是放弃了人类伟大力量的一个无价泉源”。不过，她也指出，在经过很长时间的努力后，“在国家与地方的公务上面，妇女与男子争得平等负荷的职责”，强调妇女在争取男女平等过程中应该是主体，因此，“承认男女平等”，必须听取“妇女界的呼声”。[11]男女平等所反映的是两性社会地位的平等，就是女性在经济、法律层面被赋予与男性同样的权利，宋美龄曾在法律上为妇女争取平等待遇。在讨论中华民国新《民法》(年颁布实施)时，宋美龄特地从上海“发电至民法委员长傅秉常，略谓即乘专车赶至赴会讨论，恳请稍候。盖以其关心于男女平等原则，必欲亲自赴会力争也”[12]。年宋美龄访美期间接受记者关于是否相信“妇女拥有平等权利”的采访时，她说：“既然男人期待女人负起世界一半的责任，他们就应该赋予女性平等权利。”[13]她认为，妇女在国家层面与法律层面的地位有所提升，年召开第一次国民大会时，国民党始承认妇女选举权，决定实行普选，以财产为根据之阶级选举必须废除”，此后“国民政府公布法律，规定了子女同有继承权”，颁布宪法草案，在法律上一律平等，“受教育之机会一律平等”。[14]但是，宋美龄也清醒地认识到法律与现实之间的距离：“我们中国妇女，在社会上的地位如何，我们大家都很清楚大多数的妇女，不但是没有机会得新的知识，他们仍然过着几百年前的生活”[15]，“我们中国有受过教育的妇女，在全国女同胞总数中所占的比例，实是太小了。”[16]对此，她呼吁妇女要提升自己，“最重要的，不要看别人对于妇女的主张是什么，最要紧的是妇女自己的主张是什么，对于自己的学识才干和人格有什么准备和训练”[17]，因为知识能力与社会地位的高低是成正比的，“知识能力优越，地位自然提高”[18]。宋美龄还从国际的视角阐述了妇女地位的高低是国家文明进步的标尺：“我们如要衡量一国的进步程度，必得注意那一个国家妇女的情况，和妇女在社会生活，国家生活中的地位。倘若大多数妇女有受教育的机会，而且生活很合理，那个国家才是进步的国家。”[19]然而，宋美龄的男女平等思想存在相当大的局限性。她对人们批评班昭的《女诫》有不同看法，认为班昭所提出的“三从四德”，“为妇女的教育树立了楷模……作为模范的妇女，似乎不应致力于出人头地。如以今日的观念来衡量，她的教育方法阻碍了妇女的发展，但无疑地适合她的时代和她的环境”[20]。《女诫》使女性屈从于男性并成为习惯法的重要来源，束缚了中国妇女两千多年，但是，宋美龄并没有完全站在性别平等与妇女解放的立场加以解读，其思想的局限性在以后的政治生涯中也有所反映。社会分工与男女平等思想实践宋美龄的男女平等思想承认男女存在社会与自然的双重属性，主张在此基础上通过争取妇女自立、提升经济与社会地位来实现男女平等。这一思想是与国民党政纲及南京国民政府的教育思想相一致的。年，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确立了中华民国的教育宗旨，国民政府教育部依据教育宗旨而制定相应的原则，其中第六条规定：“男女教育机会平等”，不过特别对女子教育进行了规范：“女子教育并注重陶冶健全之德性，保持母性之特质，并建设良好之家庭生活及社会生活。”[21]这一教育规则在强调教育权上的男女平等之外，女性教育是区别于男性教育的，是在承认两性差异与两性分工上的平等。这种差异又与传统社会的“男外女内”的性别分工相吻合，是一种承认既有男女分工不平等体系的“差异”。宋美龄的女性教育思想与此完全一致，并贯穿于她创办的遗族女校教育实践之中。年，宋美龄等创办国民革命军遗族学校，最初是男女同校，后因学生增加，“感觉着男女儿童应有不同的训练，让他们各展所长”，遂“设立国民革命军遗族女校”。[22]随着“女校学生人数日增，校舍狭隘”，又择“中山门外京汤路旁遗校农场百亩为校址”。[23]设立遗族女校固然是与女生人数增加有关，但更主要是为了“男女儿童应有不同的训练”，注意性别差异与性别分工教育。宋美龄设立遗族女校，强调“男女两校教育宗旨相同”，但“女校的中学部，乃注重家庭工艺，并另立有遗族女子职业班”。为此，学校专门“增添一切适合于训练女生的设备”。在课程设置上与男生也有差异，“男生都要接受农业训练，使学得耕种新方法，将来回到田间，可以指导农民”；女生则“从五六年级起，就给以家事训练，教以缝纫、织袜、刺绣、造花、编织玩具、制造、藤工等，女生自制衣袜外，还可将作品出售”[24]。遗族女校的劳作训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训练，而是职业训练。据校友赵嗣娴回忆，女校设有手工编织课，从小学三、四年级起就开始了，老师“让学生用灯芯草编制各种形状的茶杯垫、小花篮……拖鞋、草帽或小提篮等。到五、六年级又教学生用藤条心编制成旅行用的拉包、花篮和藤篓子等”。初中部各班级女生则用钩针钩织各种花纹的手帕、枕套、台布边、手袋、台布等装饰品及儿童睡衣、童装、小女孩连衣裙和沙发靠垫等。[25]女生们经过几年的系统训练，已经达到了专业编织水准，可以此作为未来谋生或贴补家用的技能。女校还在小学中、高年级开设缝纫课，学生制作的绣花手帕成为女青年最时尚的用品；初中女生则用针线缝制内衣、短裤，每人每学期都能缝制两套以上，供学校工人穿用；职业班的大龄同学用缝纫机制作内衣裤，专供男女两校学生穿用。年冬，遗族女校的学生们听闻前方将士受冻，遂缝制大批棉衣送给前方将士，六年级的常晓英同学就曾投入了赶制棉衣的行列。[26]为了进一步训练女生的编织技能并形成一定的生产规模，女校创办了小型织袜厂，购置了30多部手摇织袜机和5架丝袜织造机，专门从上海袜厂请来女技师，“从摇纱锭、接纱头教起。经过3～4周的学习，女生们就能熟练掌握。仅初中三个班级的女生每年生产的长短袜”供应男女两校的学生尚有富余，学校遂开设一间“遗族小商店”，专门出售同学们的制作品[27]，宋美龄曾买了双袜子赠给上海一家孤儿院。[28]学校极其重视培养女生管理家政的能力，规定女生从初三开始都必须进入“家政室”接受为期半年的家政教育。家政室分为中式和西式两种，学生必须学会室内外环境布置、采购、制作中西餐，全面安排好家庭生活的各个方面。此外，学校还规定，年长女生必须“负责照顾年幼同学”，而男生却不同，“练习司电话、作书记，循序渐进，再受较繁重的工作训练”。在深造与就业上，宋美龄等也对男女生做了差异性安排，优秀的男生被送到大学、航空学校，而女生则被“医院学习看护士”[29]。女校设立目的、课程设置以及深造安排都反映出宋美龄承认两性的社会角色与分工差异，女校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女生对女性身份的认同。劳作训练使女生掌握家庭生计的技能，为将来的家庭服务，并使其在家庭中获得地位。女性虽然参与了工业生产，但是却是被安排在家庭空间内部的手工业，这与传统的“男耕女织”的性别劳动分工相似。中国传统中的性别分工并不仅仅是男性在外生产，女性在内治家，而是强调女性也要参与到家庭经济生产中，但是属于辅助性的地位。因而，对女性的家户经济的参与在中国传统话语中是一直存在的，对女性的参与性劳动的强调，不仅不会导致性别分工的平等关系，相反进一步强化了“男外女内”的性别差异和男性中心、女性辅助的不平等经济分工关系。性别差异造成的分工并不能直接说明男女不平等，但是，如果女性在接受教育过程中，没有被培养参与社会工作的技能，而偏重于家庭劳动的技能培训，这就意味着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她们不可能与男同学一样获得均等的社会工作机会。这种因承认差异而引发的不平等，一方面是由后发性国家在世界分工体系中的不合理现状造成的，中国的出口品以轻工业和原料加工为主(世界分工体系中的不平等和性别不平等的相似性和关联已经引起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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