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耶夫抗战时期的延安保育院二
保小发展的辉煌时期在青救会的大力推荐下，经边区政府教育厅反复呈请，年，中央组织部同意梁金生主政保小。梁校长到校后，向教育厅立下军令状：半年改变保小面貌，建成边区模范小学。年夏，学校利用暑期时间，对保小周边环境与教室、宿舍分别进行了整顿与修理。多年来一直和保小师生混住在一起的居民和牲畜全部迁出。学校里划出了生活居住区和教学区，每个班有了固定的教室，每两人合用一张课桌，各人的课本文具可以放在抽屉里，每人一张凳子，可以移动使用。在教室吃饭，再也不用蹲在院子里和屋檐下吃。新掘二十几孔土窑，所有窑洞用石灰粉刷一遍。消灭了臭虫、壁虱，改善了室内光线。拆除全部土炕，换成木板通铺。按年级划分住区，高年级住山坡上，低年级住离教学区、集体活动场所近的低处。保育员与级任老师随所在年级居住，生活、学习一体化管理，24小时负责。新修了大操场、设置了篮球架，原来的操场做了低年级的游戏场，增设了秋千、平梯、独木桥、单杠、双杠、高低杠、跷跷板等体育、游戏设施。在大操场的一边，新修了大灶房，设有隔蝇暗道。新凿了一口水井，告别了多年来吃河水的历史。运输队、饲养室、作坊等总务机构被集中安置在远离教学区和生活区的地方。整个学校用土围墙圈了起来，群众的牛羊、鸡狗、社会上的闲人、商贩都被隔离在外，形成一个清洁宁静的学习环境。翻修扩建了礼堂，梁校长题写的“保小礼堂”四个大字镶嵌在大门正中的门面上。门前是集体活动的集中点，一条直道直通校门，成了出入学校的唯一通道。节假日少先队在门口设岗，任何未获准的学生和低年级无人带领的小同学出不了校门。不到半年，保小焕然一新。
梁金生一家
年是陕甘宁边区最困难的一年。陕甘宁边区遭受国民党的军事封锁和经济封锁，物资极度匮乏。保育生又不断地增加，总会只按名学生名额供应的经费也经常不能按时汇到。就是这一项专款，皖南事变后也基本上断了来源。偶尔获得一点钱物，也是周副主席、邓颖超在重庆经过反复周折争取所得。保育院开办之初，一度获得中国福利基金会、民权保障大同盟的热心捐款。国际救济总会还捐赠了衣物、药品与食用品。宋庆龄先生的个人捐赠委托周恩来直接带到延安??尽管如此，保育院与小学部经过扩充、开办，两次搬迁，院校两址新建，经费开支还是入不敷出。边区物资因缺乏，价格昂贵，甚至有些必需品根本买不到。年，仅小学部的学生已达名，工作人员94名，而边区政府每月拨给保育院的也只有元的经费。又遇上干旱，全边区军民紧急动员“防旱备荒”，开展大生产运动，广泛实行生产自救。在此十分困难的情况下，虽然保育院全体工作人员主动放弃总会的薪俸，将之全部用于儿童保育，也难以弥补经费的不足。于是，除勤俭节约、紧缩开支、合理筹办各项事业外，在大生产运动的号召下，保育院与小学部都创设了生产机构，建起磨坊、粉坊、豆腐坊，开展养殖、屠宰、放牧、种菜、种粮。自己做豆腐、做粉条，下料喂猪、鸡、鸭。通过生产自救基本做到了蔬菜自给，夏季每隔两三日，还发给每个同学一个大大的西红柿，每天保证一大碗豆浆和一个蒸馍。在最困难的时候，肉、蛋、豆腐、粉条、面食均能调剂供应，并能保证婴儿部、乳儿部乳品食物的供应。规定保育生吃中灶，基本可以做到。小学部高年级学生还参加力所能及的粮、菜生产，既部分解决了粮菜供应问题，又直接向粮农菜农学习，增进了农业知识，养成热爱劳动，敬爱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和观念，同时锻炼了身体。在师生的共同努力下，终于顺利度过了困难的年和年。年秋，小学部已经发展到半山坡上。课余时间，大树下、院子里、教室前、游戏场、阅览室到处都是孩子们的身影。有的唱歌、跳绳、玩耍，有的写作业、做手工。同学们最爱唱的歌曲是由梁校长作词、雪原老师谱曲的《保小就是我们的家》。歌词大意是：“共产党是我们的妈妈，保育小学是我们的家，生活在革命的大家庭，我们大伙儿在一起，在一起。打篮球拉二胡，攀杠子下象棋，学习有进步，玩耍的快乐，保小是我们自己的家。哥哥帮助小弟弟，姐姐帮助小妹妹，咱们吃得白又胖，咱们乐得笑哈哈。”因为照明条件差，晚间没有自习，所以学生们围着老师、保育员听抗日除奸故事或讨论学习，有时宣讲优秀著作。低年级则是以游戏活动为主，捉迷藏、丢手绢、玩老鹰抓小鸡等。年是小学部发展变化最大的时期，边区政府、教育厅多次来人视察，中央书记处书记任弼时、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和王首道、王震将军都来看望过，小学部成为边区保育教育的模范。安塞县组织师生与保小联欢。保小学生的作业、手工制品拿到延安展览，引来境内外各界的称赞。周副主席把这些作业和手工制品带到重庆，获得战时儿童保育总会的一致好评。这时的小学部名扬大后方和各解放区抗日根据地，经常接待参观来访。先后有李公朴、沈雁冰、陈瑾琨、黄齐生、赵超构（林放）诸先生来过。当时，新西兰朋友路易·艾黎为小学部师生拍摄下最珍贵的合影；廖梦醒受宋庆龄委托专程来看望；英国医学专家马海德大夫欣然允诺担任保育院卫生顾问；《新中华报》《边区群众报》《解放日报》和新华社多次进行采访报道。涌现了“小演说家”项苏云、陈涌岷；“小画家”洪小灵；“小政治家”于龙江；少队“小司令”刘德才等。保小还参加了延安运动会、“四·四”儿童节、儿童作品参展、歌咏体操参赛、边区少队总检阅等活动，获得多项冠军。同时，根据儿童的爱好，成立了文学社、工艺美术社、歌咏队、美术写生队、图书馆、阅览室、学生会与少儿组织等。边区政府确定小学部开放，迎接中外记者参观团。派来画家钟灵，他除授课外，还负责接待事宜。延安保育院、保育小学以及延安中学在延安、在边区、在中国革命史上是十分独特的，在中国教育史上是少见的，甚至是没有的。小学部有着极好的育教人才，保育员普遍具有组织领导能力。她们有文化，有光荣的革命斗争经历。为了事业，她们听从组织调遣，离开原来的岗位，走出虽然贫困却也温暖的小家庭，默默地肩负起育教儿童的重担，她们是革命队伍中杰出的女性。特别是一批热心儿童教育的老师、先生，他们抱着抗日救国的满腔热情投奔延安，经过陕公、抗大、泽东青年干部学校、中国女子大学、鲁迅艺术学院、边区师范的深造，一心报效祖国。他们中有毛泽东的弟媳周文楠、冼星海的妻子钱韵玲、萧三的妹妹萧坤、王志匀校长的爱人董秀峰、吴燕生校长的妻子任义、梁金生校长的妻子姚淑平以及宋野峰、贾玉杰、朱光、黄克、任林、萧鸣、臧琦、权志华、谢荣、彭镜秋、李荣棣、胡林、易岚、胡楠、雪原、鲁争、王鹤田、黄薇、谭天、李明盛、李生智、李斯斌、陈梦轩、黄仪修、王养植、赵维平、黄泛昌、李烈、李毅、高锦涛、王荣、程迈、郑力、刘真、曲军、张克、李晋召、汪培芝、苏确、聂耶、姚新华、钟灵、东明、龙天雨、王敏、闻峰、赵歧纪、孙汝常、王海仕等。他们从不懂教育到热爱儿童教育，成了保育生的贴心人。他们用血汗耕耘、培育、浇灌了一大批革命后代，把青春和热血抛洒在延安，献给了党的保育教育事业。是他们认真地贯彻了党的保育教育方针，培植了新中国的建设者。
年抗日战争胜利在即。中共七大后，党中央派出大批干部到敌后、各条战线、各个战场，他们有的带走了接受保育教育的孩子；有的为了方便隐蔽、通过封锁，进入新区开辟工作，把身边的孩子留在延安、送入保育院，边区保育生仍在不断增加。同年5月，黄杰出任保育院第五任院长。6月，边区第二保育院（今北京市六一幼儿院）成立。下半年，第二保育小学也在宝塔山下诞生。7月，小学部第九班毕业，有韩秉义、郭玲希、李光朱（李光）、陈建宇、徐宁、董静、毛海英、刘培光、高耶夫、赵国华、王德胜（王苏坡）、曹凯成、史一克、刘宁女（刘宁）、赵文英、董秉洁、高仪、郭雅儒、李蜀华（李立）、王黎明等30余人，这是当时保小毕业人数最多的一个班。小学部毕业的每个班都给母校留有纪念：锦旗、画幅、签名字幛、对子、挂匾等，悬挂或陈列在教导科或成绩室。九班同学用生产收入买了两尺缎子，女同学动手缝成一面锦旗，但写什么字定不下来。当时的级任老师（班主任）萧鸣先生出题，要每个同学写一句留给母校的话，30多句一一评议，最后认定韩秉义同学写的“培养革命后代”几个字寓意深远，能表达众人心愿，于是以第九班全体同学的名义，在锦旗上绣了这六个字。毕业典礼后，这面锦旗便一直挂在教师办公室。第九班升入延安中学两周后，日军投降。抗日战争胜利结束，人心欢跃。当年冬，第十班毕业，毕业生有刘鸿鹏、刘易成、周小虎（颜一鸣）、高育、白雪、马探雄、李燕、王育德、郭建成、刘纪文、张础、吴成印、吴林、王建同、郭丙森、赵明、白金娥、马桂珍、王大利、连厚祖等20多人，他们全部升入延安中学，在罗家坪学习。年，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在重庆正式宣布结束。由此，陕甘宁边区战时儿童保育分会也不复存在，但边区政府民政厅保育科仍继续存在，边区的保育教育工作没有终止。在党中央、边区政府的关怀领导下，边区保育教育工作日益发展，并经受了前所未有的战火考验。解放战争初期，保育院和小学部分别从驻地撤离，转移疏散，随军转战三千里，谱写出孩子们的长征史诗。
毛泽东等领导人对保小的亲切关怀陕甘宁边区就物质条件来说，这里的保育生是生活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中；就精神生活而言，边区保育生得天独厚，生活在民主抗日圣地、革命幸福的大家庭里，沐浴着党的阳光，受到中央和边区领导的亲切关怀。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任弼时、徐特立、林伯渠、谢觉哉、邓颖超、贺龙、萧劲光、王震、王首道、罗迈（李维汉）等常常亲临保育院、小学部看望孩子们，接受孩子们的问候和祝愿，并和孩子们一起欢度新春和儿童节。年7月，毛泽东为鲁迅小学毕业生题词后，同年9月，边区战时儿童保育院扩建告成，对外开始接受儿童入院，毛泽东为之捐款，并题词：“儿童万岁。”年10月，保育院撤往安塞县小草峪新址，毛泽东又极为北京白癜风治疗专科医院白癜风用什么药膏好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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