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与抗战专题抗日烽火中的知识女性以

20世纪中叶，中国为抵抗日本的侵略，举国上下“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地展开了一场殊死的民族保卫战。那么，知识女性在这一伟大而持久的民族战争中有何作为？这种作为有什么特别之处？

　　何谓知识女性？无论是维基百科还是百度百科，至今还没有收入有关女性知识分子的词条，亦即表明，她们尚未能作为一个独立的群体进入研究的视野。至今对知识女性的观察，也仅限于“她们知性的身份和智性的心灵”[1](P1)的精神层面的价值，而她们对公共事业的介入和影响则仍被忽略。本文将使用学界主流对知识分子未分性别的定义：受过专门训练，掌握专门知识，以知识为谋生手段，以脑力劳动为职业，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的群体。这一定义能够涵盖男女知识分子共性的一面，而知识女性因其性别身份带来的特殊性，将在文中具体加以展开。

　　本文将以包括金陵女子大学（以下简称“金女大”①）师生和校友的“金女大人”，作为抗战时期国统区知识女性的一个样本，以她们的故事展现知识妇女在动荡的战争年代如何抓住“危机-救亡”的机会，积极投身到抗战大业之中；分析她们在民族主义与父权制交织的语境下，对主流话语如何既服膺又部分改写乃至抗争，从而书写了自己的抗战史。“金女大人”只是一个很小的群体，但在那个时代，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女性本身就是精英小众，而金陵女子大学因留下较多的文本可供分析而成为一个分析样本。

　　一、知识女性：感知使命与担当

　　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女性是20世纪中国现代化过程中新出现的一个群体，随着这一群体的扩大，知识女性也经历了一个群体身份的认同过程。这一认同伴随社会历史文化的演变以及她们在社会结构位置中的变化而变化，特殊的历史事件和社会动荡，也将对其身份认同产生巨大影响。

　　（一）从“金陵女儿”到国家的女儿

　　“金女大”生存发展于20世纪中国命运多舛和艰难现代转型的年代，这一小小的女性“部落”令人注目又显得另类。她在艰难求生存的过程中，形成一个以家庭化管理和家庭精神为支撑的独特模式，从而锻造内部凝聚力和应对外部危机。故此，试图以现代性、民族主义和性别重新解读金陵女子大学故事的冯进，将她的著作命名为“一个家庭传奇的诞生”[2](PP13-15)。在“金女大”的故事中充满了家庭隐喻：情同母女的师生关系[3](P)、“金陵一家亲，在校如家庭，毕业如嫁女”[4](P5)的校园文化。“金女大”校友也一向喜以“金陵女儿”自称，以表达对金陵精神的认同和对金陵家庭的忠诚。一个世纪以来，“金陵女儿”仍是曾为“金女大人”身份认同的特殊标识。

　　在抗战全面爆发的时刻，“金女大”原有的发展轨迹被敌人的炮火无情轰毁，也改变着她们的集体认同。校长吴贻芳作为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完成了一个心灵的重要转折，即民族利益至上、国家利益至上成为她至高无上的信条。年12月“金女大”被迫撤离南京迁往成都的情景，是她“一生中最痛苦的经历”，中国人无自己国家的轮船可乘，只得坐英国怡和公司的轮船，在日本飞机轰炸时要向英国军舰寻求“保护”，而江岸上无数被政府遗弃的难民，则死于敌机轰炸之下。她说：“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使得我萌发爱国主义思想”[5](P92)。在年“双十节纪念典礼”上，她对“金女大”师生做《我能做什么》的演讲，要求大家当时时思及“个人对国家曾尽何种义务”；号召全体师生在此历史时刻担当起“大时代使命，亲自进入火中”，“当国家需要吾服务时，吾人能有‘我在这里，来差遣我’之态度”[6](PP11-12)。作为一个有宗教信仰、在国外完成博士教育的知识女性，在八年抗战中，她更像是一个民族国家的忠诚无畏战士。“金女大”的师生也经历了一个从“金陵女儿”向“国家女儿”的认同转换。从那个时期“金女大”学生的言说中可以看到，“祖国警钟声紧，唤起民族魂”[7](P2)，国破山河碎的屈辱极大强化了青年知识女性的民族认同感和对国家的忠诚意识，唤起妇女既为国民一分子，国家有难，当与男子同担卫国重任的女性国民意识，“复失地，雪国恨，重任在我身”[7](P2)。自此，作为“国家女儿”的“金女大人”，必须首先服膺民族的需要和国家的指令，责任与担当、忠诚和勇气成为“金女大”师生在这一时代的关键词，“舍身为国之精神已漫于全校”[8](P2)。

　　（二）知识女性：感知特殊身份和责任

　　“金女大”曾经培养出中国最早的女学士。从进入大学那一天起，她们就相互激励：女大学生作为两万万女同胞中极少数能获得高等教育的“特权者”，“应知责任之重大，盖社会事业，既不能由男子独负”[9]。战争则极大强化了对知识女性的特殊身份的认知，并由此激发起更强大的责任意识：“国难加重，既为受国家最高教育之女子，平日所享权力果大，将来为国效劳之责任亦重”[10]，受教育愈高，对国家的社会责任愈大，在此特殊历史时期，应以自己特有的知识和能力做出特别贡献，在血与火中“为我中华民族创造新的生命”[7](P2)。

　　知识女性的责任在特殊的战争时期具体又应如何体现？宋美龄在年5月庐山妇女谈话会闭幕演讲中说，知识妇女要“懂得如何肩负起自己的责任”。她将受教育的妇女比作“酵素”，冀望其负起“领导全国各界的女同胞”的责任[11](P3)。这一对女性知识分子功能的定位，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应该说是符合实际的。在此，知识妇女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在特殊的时期被历史地赋予了特定的使命。

　　随着东部中国相继沦陷，战火向西蔓延。在民族国家最危险的时刻，知识分子何以报国？为国家保存读书的种子、民族的文脉，以图日后的浴血重生，是那个时刻中国的爱国知识分子做出的选择。70多所中国的大学毅然西迁，边流亡边读书，“不到最后一刻，弦歌不辍”②。“弦歌不辍”乃成为中华民族不可征服、民族精神永存的一个象征。在这一史无前例的文教大迁徙中，“金女大”是其中唯一的一所女校。她在南京濒临城破的危机时刻踏上数千里流亡办学之路，以坚定的信念和女性的智勇，成功迁到四川成都华西坝上，坚持教学科研直至抗战胜利。

　　在以保存民族文脉来表达对民族国家的忠诚方面，女性知识分子与男性并无不同。但她表达的空间和路径却受到性别身份的限定。“金女大”作为一所小型私立女子学院在教育系统中的边缘性地位，使其重新建校时面临资源和人力的严重不足；而女性在动荡离乱岁月生存境遇更为不利。无论是女大的学生还是教师，因失去家庭经济支持以及结婚、生育等原因，流动性要远远大于一般院校。其“金陵女儿”—“国家女儿”的认同结构，对校园重建发挥了重要的凝聚作用。在流亡途中，校长吴贻芳在校庆纪念日仍不忘给分散在不同地方的校友发出电报，愿“金陵家庭”能通过“谦卑地增强自我和无私地分担国难”而“对得起创始人和学校的理想”[12]，而分散在各地的“金女大人”，亦通过电报回应，以“在民族生死存亡之秋，勇赴国难”[13](P)来相互鼓励。

　　当学校在成都立足之后，分散在各地的“金女大”师生向成都华西坝纷至沓来。不少“金女大”学生怀揣流亡证，甚至抱着刚出生不久的婴儿，经过长途跋涉回到母校。最惊心动魄的要数“金女大”上海分部西迁成都与总部会合的故事。因战事交通已被节节阻断，11个女性师生，乘船从上海到香港，再从九龙乘车到汉口，接着走水路到达重庆，最后坐车到达成都。冒着日军的炮火，穿越满是战争疮痍的中国，她们的“长征”走了两个月，路程长达多英里，到达成都时，这一行人总数已扩大到34人[13](P)。“这次充满了危险和刺激的远征、金陵人的智慧坚毅和对国家的忠诚后来成为流传金陵的传说”[2](PP-)。

　　与此同时，正在英国留学的女大校友张素我在其父张治中将军的召唤下回国投身抗日；在美国拿过两个博士学位的张芗兰③也在祖国危难之时回到母校效力；到英国牛津留学的刘恩兰只用一年半时间就读完了博士，日夜兼程地赶回母校；而在美国土生土长的华裔女孩陈莲采，也和她的两个哥哥回到祖国……这些归来的女儿成为“金女大”办学的主力，她们甘愿接受一份微薄的薪金（甚至不拿薪金，如鲁桂珍博士），以服务母校来表达她们的忠诚。

　　二、女性知识分子：融入国家“抗日建国”的主流

　　尽管和男性一样怀有强烈社会责任感、一样受过系统专业知识教育，但知识女性一向少被公共政治领域接纳。她们如何才能进入抗战大业之中，实现自己报效国家的志向？

　　抗日战争时期，救亡和建设已成为中国当时的两大主题。吴贻芳在给前校长德本康的一封信中说：“战争可能会旷日持久地进行下去……这场战争要做最坏的打算，四川、云南和贵州将是中国重建和复兴的中心”[14]，她以其远见卓识，确定了“金女大”在战时的发展方向，即始终围绕国家社会的需要，对抗日建国两大任务做出积极回应。

　　（一）做宣传组织妇女抗日的“酵素”

　　中国的八年抗战，是一场国民精神的总动员，也是一场规模空前的全国妇女总动员。拥有一定话语权的上层知识女性，常利用她们的社会影响力，起到组织动员妇女抗战的作用，由此也涌现出一些具有号召力的“领袖型”妇女，“金女大”校长吴贻芳即是一位有代表性的人物。在宋美龄以个人名义邀请“各地妇女领袖”到庐山“共商动员全国妇女参加救亡工作大计”[15](P)时，她是庐山谈话会副主席，也是抗战期间影响力最大的妇女团体——“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妇女指导委员会”（以下简称“妇指会”）的副指导长，同时还兼任中国妇女慰劳抗战将士委员会的执行委员、战时儿童保育会常务理事和保育会成都地区的指导长等重要职务。

　　吴贻芳在战时曾三次访问美国。年参加晏阳初、桂质廷等组成的六人教授团，赴美宣传和敦促美国尽快开辟第二战场，并在战后的年2月参加中国代表团赴美出席联合国大会，她是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名的第一位妇女代表。一个生物学博士、一心只念教育救国的女校校长，却因其坚定的爱国情怀与社会影响力，在民族战争风云中被推上高峰，成为女性知识界的代表人物，在国际上甚至被认为是仅次于宋美龄的“中国第二重要的女人”[16]。在受宋美龄之邀出席庐山谈话会的四十余个女性精英中，除吴贻芳外，张霭真、邓裕志、张肖梅、张素我、郝映青等都是“金女大”校友，而张维帧则曾任教于“金女大”，“金女大”在当时女性知识界的影响力可见一斑。

　　值此抗战非常时期，训练培养具有宣传动员组织能力的妇女人才成为紧要任务，而吴贻芳早在全面抗战爆发之前，就已意识到“训练妇女为国家服务乃学校的使命……也是中国现实最大的需要”[17]。“金女大”作为女性高等学府，为“妇指会”和儿童保育会等重要妇女抗日机构输送了不少人才，她先后介绍谢纬鹏、张素我等九位“金女大”校友到全国妇女指导委员会工作，在“妇指会”八组一委的机构中，谢纬鹏和曾为“金女大”副教授的李曼瑰，分别担负乡村工作组和文化事业组组长的重要职务。

　　除了少数处于组织领导位置的高层知识妇女，知识女青年一如“金女大”的学生们，则凭借她们的爱国热情和行动能力，在行动层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金女大”学生积极参加各种抗日宣传活动：组织歌咏队、街头演讲和用话剧宣传抗日，为抗日将士募捐、通过义卖支援前线，慰劳征属④，组织救护队，她们表现得特别活跃。她们曾把电影放到了没有通电的农村——请来有活动发电设备的美国大使馆工作人员协助，放映了《中国为何而战？》《重庆大轰炸》等新闻片，一万五千多名农民赶来看电影，有的平生从未看过电影，看电影时“有流泪，有立志从军”者[18](PP2-3)，反响极为热烈。

年毕业于“金女大”社会学专业的谢纬鹏，负责组建“妇指会”新开创的乡村服务队，主要任务是深入农村宣传抗战、普及教育。在“妇指会”各组中，数乡村服务组最为艰苦。队员要步行下乡、住破庙古刹农民茅舍、一日三餐“只求果腹”，白天组织活动，晚上还要在煤油灯下写标语、印传单。乡村服务队规模最大时达到多人、18个服务队，她们的足迹踏遍四川75个县，队员多为流亡女学生，每队有一个大学毕业生担任指导员[19](PP39-40)。“金女大”的毕业生李秉贞、王民安、王镇英、胡亚兰等都曾担任过乡村服务队的指导员。李秉貞原来是被分配到慰劳组工作的，但她主动要求转到乡村服务组，盖彼时热血女学生均以服务乡村、爱国奉献为荣[20](PP-)。

　　（二）参与乡村建设与边疆建设

　　乡村建设运动作为一项以改造乡村社会为直接目标的社会运动，已成为知识分子在救亡中推动国家改造、实现社会变革理想的重要途径，许多大学在大后方都建立了乡村建设实验区。

　　对校长吴贻芳而言，西迁成都并非为了偏安一隅，她构思了一套计划，要把“金女大”迁到四川西部的农村地区，在那里推行战时课程，通过农村社区研究，使学生了解中国大多数劳苦大众的真实情况和他们的需要，并应用所学去寻求解决办法[21]。对一向以博雅教育见长、管理风格稳健的“金女大”而言，吴贻芳这一变革构想称得上是革命性的，虽因未得教育部支持而未能实现，不过这并未阻止她对女子学院在战时如何转型的探索。

年春始，“金女大”自筹资金和人力在四川仁寿县设立了自己的乡村服务处，每年寒暑假都有学生来此实习服务三周左右。服务处为农村妇女提供孕检、接生、注射疫苗、宣传育儿知识等服务，指导农村妇女纺织和挑花、引进推广国外优质鸡种，还举办免费幼儿班等[22][23][24](PP-)。

　　仁寿县乡村服务处离成都有多里，中间还要翻过一座二峨山，从成都长途跋涉抵达目的地要花三整天，但这挡不住师生的热情，她们报名踊跃，有的动身前“因精神奋激，竟至彻夜不能入寐”[25](P8)。同学们在这里为农村妇女儿童服务的同时还做家访、搞社会调查，写下不少对农村社会组织有较深切观察和有质量的调研报告。抗战期间先后有10位教师在乡村服务站工作过，其中多位是海外留学归来。她们常年驻扎在偏远乡村，把自己最好的年华献给了服务站。有一双解放脚的吴贻芳本人也曾三次翻过二峨山到服务站视察[26](P)。

　　当时中国形形色色的乡建团体 　　由于中国东部地区大多沦陷，政治中心西迁，偏远的西部地区成为民族复兴的基地，西南民族地区的边疆开发也成为“抗战建国”之急需。尽管“金女大”的地理系很小，但系主任刘恩兰博士对边疆研究有很大贡献，她同竺可桢一起创建了“中国地理学会”，还是政府主办边疆建设刊物《边政公论》的特邀作者，其《理番四土之政治》[28](PP14-17)和《理番四土之社会》[29](PP33-37)研究了理番地区政教合一制度的演成史略、土司内部组织及其政治功能，被认为是该领域有影响的力作。年和年夏天，她应地方政府之邀，深入川藏考察当地矿藏和水文，带领学生沿蜀道溯江而上，先后考察了金沙江、岷江、灌县、威州（汶川）等地[13](P)。考察中她们坐溜索、攀峭壁，一路风餐露宿，行走在土匪野兽出没的荒山野岭……根据考察结果她发表了许多重要成果，如《四川盆地之形成及其历史》《中国雨量变化》《河西走廊经济发展中的地理条件》《川西之高山聚落》等，考察还纠正了当时被认为是最完备地图上的一些错误，有的研究报告还在美国权威地理杂志上发表[30](P54)。

　　（三）投身难童救助和儿童福利事业

　　战火使中国多万名儿童无家可归，四处流浪，但彼时的国民政府无暇顾及。中国妇女界发出“欲救中国，先救儿童”的呼声，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应运而生。妇女们从前线抢救并千里转移难童到大后方，通过社会募集资金集体养育儿童成为史无前例的壮举[31]。

　　吴贻芳不仅是战时儿童保育会的发起人之一、常务委员，还担任保育会成都分会的负责人。“金女大”资深教师郝映青也是分会理事。全校有70名学生和7个教师参加了贵阳难童的抢救工作[13](P)，青年教师刘恩兰和胡亚兰，还被委以重庆抢救难童委员会专员[32]。保育总会成都分会下属的新津保育院，院长即为毕业于“金女大”的陈肖松，她从接手一直坚持到保育院完成历史使命为止，以责任感强、爱护学生而受到尊敬，另有女大毕业生也在此服务[33]。

　　推动中国儿童福利事业，是“金女大”在抗战时期的另一个突出贡献。意识到儿童保护在未来现代社会中的重要意义，战时成都的五所基督教大学都开设了与儿童福利相关的课程。而“金女大”在家政系和社会学系都设立了侧重点有所不同的儿童福利专业方向，足见学校对儿童福利这一新兴事业的重视。由于众多战争孤儿的存在，所有仓促组建的孤儿院和儿童福利机构都缺少专业保育人员。基于这一社会需求，由吴贻芳领衔成立了“五大学儿童福利人才训练委员会”，使“许多年轻妇女接受了从事儿童福利工作的训练”[13](PP-)。为了增进平民儿童的福利，“金女大”的儿童福利实验所招收小天竺一带的失学学龄儿童免费入学。年又增设半日平民托儿所，专收家庭贫寒、父母有职无力照顾的幼儿。虽然当时在成都的托儿所并不算少，但专为贫穷儿童所办的仅此一家[34]。

　　（四）用知识服务社会、报效国家

　　冯进曾积极评价“金女大”面向社会应用的课程改革，说这不仅让师生能以她们自己的方式为抗战大业出力，也让本来百无一用的文科课程变得有价值。不过她又认为在这方面金陵大学做得更为成功，他们利用了自己的农学优势，对四川的土地和农作物做了多项研究，并最终把研究成果商业化，既取得了较高的经济效益，也赢得了政府的重视和支持[2]P)。但是以教育能否产生直接的经济效用做标准比较，对于一所小型文理科女子学院未免不公，而女性所从事的社会服务的价值通常被社会低估，这一贬抑社会服务价值的倾向一直延续到今。且“金女大人”也并非没有直接参与战时经济活动的贡献。如年毕业于“金女大”化学系的吕锦瑗，为解决医用X光胶片奇缺的难题，于年研制出中国第一张黑白感光照相底片。接下来她在丈夫出国、自己身怀六甲、日寇飞机不停轰炸的困难条件下，又在华西坝一间简陋的建筑工棚内，凭申请到的区区元科研经费，研制成功感光乳剂[35](PP-)。

　　当然不可否认，文理学院的专业设置限制了“金女大”以直接参与发展经济实业“报效国家”，但她们通过更贴近社会需要的服务，对民族复兴做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如在战时最恶劣的经济环境下，家政系营养专业的学生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努力改善民生。暑期边疆服务团到威州（汶川）羌寨帮助羌胞分析营养摄入、计算卡路里，调整营养结构，特别是通过改善幼儿的营养状况，降低了当地极高的儿童死亡率[36](PP10-11)。战时米珠薪桂、民生凋敝，一般老百姓营养状况很差，学生们便四处宣传以豆奶代替牛奶，还自做送奶员，每天给小天竺街弟维小学送豆奶[37](P)。女大所办托儿所的家长多为贫苦劳工和小贩，不少孩子营养不良。托儿所一方面从海内外募得鱼肝油和维他命丸，另一方面通过增添豆类、薯类、花生等既经济又富有营养的食物加以科学搭配，改善了这些贫苦儿童的营养状况。

　　社会学专业的师生通过社会调查以推进社会变革。她们在社会调查中表现出独特的性别敏感。如马必宁对慈善事业的调查发现，妇女救济机构奇少，在成都市十余所救济机构中，仅有一处只收容8名妇女的济良所，备受苦难的妇女得不到必要的社会救助[38](PP2-6)。蔡淑美对全市保育院调查统计发现，难童中男童比例高达97.4%，女童仅占2.6%[39](PP7-10)，她们的研究报告既揭示了中国家庭普遍存在的重男轻女现象，也揭示了社会慈善救助资源分配亦存在严重的性别失衡问题。

　　社会工作的专业训练使得“金女大”无论是在后方的乡村服务，还是在日伪统治下的南京难民区救助，都会采用积极救助的模式，即不把服务仅限于人道主义的救济，而是以提升受助者能力为目的。如留守南京校园的美籍教务长魏特琳和中国员工们，通过为失去丈夫和家园的贫苦妇女开办纺织、饲养、烹饪等职业培训，以使她们日后可以谋生自立[40](P)。

　　在战时，“金女大”也凭借英语好的语言优势积极参加对外抗日宣传，争取国际社会的支持。如“金女大”毕业生施葆真年在美国纽约最大的麦迪逊广场曾面对一万五千公众用英语发表演讲，痛斥日本侵略中国的野心和淞沪之战中国军民之英勇[41](PP68-70)。年与美国结成反法西斯同盟后，中国不再孤军抗战，“金女大”英语系又适时开设通译班，培训通译人才[13](P)。她们的语言优势在战时随时随地都可得到发挥，如为跳伞降落在仁寿县的美国空军飞行员做翻译[42](P7)、困守上海孤岛时为英国新闻处翻译反纳粹的宣传稿[43](P)，而其他就职或短期服务于盟军军事[44](PP-)、新闻、外事机构以及其他国际组织如国际联盟卫生队、国际救济总署的“金女大”学生有数十人之多⑤。

转载请注明：http://www.zhangxunbuy.com/zzjg/6904.html